【从“事件的历史”到“述说的历史”】 述说历史的句子

　　一　　1909年，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并主撰、出版《童话》丛书。这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第一套大型的专门性的儿童文学丛书。以此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
　　“历史”一词的多义性，使得史学家们在自己的论述中常常同时在不同含义的基础上轮流使用它。不过，正如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说的那样，“历史”一词经过若干世纪，最终取得了两种基本意思：过去的事情，关于过去事情的陈述。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所谓“儿童文学史”，其实也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儿童文学的“事件的历史”，其二是指儿童文学的“述说的历史”。首先，“事件的历史”包括了历史上曾经真实地出现、存在过的一切围绕儿童文学所发生的创作、出版、接受、批评等事件及其相关文学生活的历时性总体。这个总体曾经“不中断”地以它的全部客观实在性、生动性、丰富性构成了儿童文学发展的动态景观，并把儿童文学的“今天”不可抗拒地推出来。这是儿童文学史的自在的、原生态的历史，是真正的初始意义上的“历史”，也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操作对象和认识客体。
　　其次，一旦当我们在“学科”的意义上来谈论儿童文学史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实际上是儿童文学的“述说的历史”，换言之，文学史研究中所说的尊重客观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说的。一旦进入认识论的层次，作为客体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本身就同作为研究者的认识主体之间处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联系之中。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文学史研究，就是研究者以自己的观念结构和对材料的独特理解角度、方式、深度，对遗留态文学史料进行取舍、选择和重组的过程，而经过研究者加工的“儿童文学史”其实已经是一个主观化了的“客观”图景，是在陈述中完成的一种“评价态的历史”。
　　因此，既有的文学史言说，都是一定文学语境和学术生活的产物，都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述说”；当代儿童文学史的历史“述说”同样如此。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通过相关书籍，即既有的“述说的历史”来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事件的历史”时候，就被告知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是叶圣陶及其童话《稻草人》、冰心及其书信体散文《寄小读者》、张天翼及其童话《大林和小林》；中国当代(80年代之前)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陈伯吹、贺宜、高士其、严文井、金近、郭风、包蕾、黄庆云、叶君健、任溶溶、袁鹰、柯岩、鲁兵、圣野、洪汛涛、葛翠琳、刘真、杲向真、胡奇、任大星、任大霖、孙幼军、郑文光、叶永烈、萧平、邱勋，等等。这样一份截至1980年代初期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历史名录的形成和呈现，历史地看，显然有它的道理和合理性。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审美眼光和研究者集团共同判断、选择、描述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也构成了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后来者最初的儿童文学历史认知和知识起点。
　　历史语境中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及其所显示的文学史位阶和重要性，或者说，业已形成的儿童文学史图景，是由许多复杂的学术和非学术因素所决定的。例如，在既有的儿童文学史知识体系以及相关的知识普及系统(如长久以来的中等、高等院校的儿童文学课程、教材)中，特定作家、作品等文学史要件被提及的频率、所占据的篇幅、被作出的文学史判定等等；作家本人在文学体制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占有资源的便利性、丰富性；作品被普及、公众被告知和认同、接受的程度；还有很重要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权力话语对作家作品的喜好、拣选或遮蔽，等等。因此，所有的文学史图景及其描述，都是具体的，当下的，而所有既定的文学史叙事，又总是会构成后来者接触、认识儿童文学历史知识的一种“前理解”或“前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审美趣味、判断标准的某些丰富和改变，已有文学史图景的重新勾勒和解读，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近20年来童年观和儿童文学观所经历的许多变迁，使得我们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降关于整个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叙述时，越来越意识到其中存在的诸多有关童年与儿童文学的价值认定问题，也由此越来越感受到对它作某种重新叙述和评说的必要。
　　首先，我们对于童年作为一个特殊人生阶段的存在意义、儿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及童年生存形态的多样性等的认识，与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儿童文学界正在愈益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童年是一个具有终极而非过渡意义的人生阶段，同样，儿童也应当被看做一个充分独立的、有尊严的生命个体，他在持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思维和想象方式的同时，也体现了作为“人”的全部完整的哲学意义。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使我们超越了将儿童视为特定的社会事业、人生目的之实现通道的功利性的现实主义童年观。与此同时，这个自主自为的生命个体又是向着具有绵延性的时间和具有广延性的世界完全敞开的，他是处于时空之流中的具体无比的生命，因此，他的生命的自足、自由、尊严等，也是发生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具体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它又超越了将儿童与童年在精神的真空中加以完全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童年观。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们一方面充分承认童年生命形态多元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坚持在关于童年价值的判断中，存在着某些不可妥协的立场，那就是对于儿童作为一个最普遍意义上的世界“人”的“人性”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显然，当我们以这样的童年观来审视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时，对于其中许多作品作为“儿童文学”的意义，都将产生全新的认识。
　　其次，人们对于儿童生命意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于作为一个文类的儿童文学的基本态度。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儿童文学具有从审美到实用的多重功能，但从当代童年观的立场出发，这一文学首先应当是对不同生活环境中童年本真的生命尊严、力量与价值的肯定、发现和张扬。同时，这一儿童文学观也向儿童文学要求一种既面朝“儿童”，同时也真正符合“文学”要求的创作；或者说，它将对于儿童文学的纯粹的审美要求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与此相比照，在现有的大量儿童文学史叙述中，这一艺术性的考虑恰恰是过分缺失的。因此，从这一“文学性”的视角展开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新整理和评价，既显得十分必要，也将为文学史的反思与重构提供重要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