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出伟大——陈独秀（下）] 平凡的生命如何闪耀出伟大

　　陈独秀不愿写检讨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陈仲凡看望陈独秀,和他说：“我与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
　　陈独秀一听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死在狱中。谢谢你和适之、伯岑，我也不要人保了。”
　　陈仲凡劝陈独秀说：“写悔过书，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这时，胡适也喜笑颜开地来了，他说：“仲甫，我找了兆铭，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的回信。
　　陈独秀忙接过汪精卫给胡适的信，信上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8月21日，星期六，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林森知道汪精卫、蒋介石已同意释放陈独秀，又碍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面子，也乐得做顺水人情。隔日，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及司法院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却高兴得流下了泪。
　　出狱后，陈独秀夫妇被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接到了家中，陈独秀急着看《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见上面有“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对傅斯年说：“说我爱国可以，说我‘深知悔悟’实难接受。”
　　8月25日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一天，朱家骅到傅斯年家来见陈独秀。朱家骅是蒋介石亲信，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陈独秀知道他来一定有事。果然，朱家骅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给你们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
　　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是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生硬，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罗汉这时找来，劝陈独秀去延安。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得到回音。当年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党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8月下旬经上海到南京。
　　陈独秀见到罗汉，十分高兴，听说罗汉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马上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谈到回党内工作问题，陈独秀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
　　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不然怎么积极地保释你呢？”
　　陈独秀点点头，沉吟半晌，说：“你再与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罗汉答应了。
　　当时日军已占领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轰炸南京。陈独秀本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迫于形势，只好决定先去武汉。
　　陈独秀到汉口后，辗转住到武昌城双柏庙后街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
　　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西安后，因山洪暴发，不能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与罗汉谈到他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尚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我们深切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空的前面，过去一切是是非非都不要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9月2日，罗汉到西安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也到罗汉房间会谈。林伯渠将陈独秀希望回党内工作的要求电告了延安。
　　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中共中央总负责）回电西安七贤庄，提出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项我已声明同托派脱离关系。”罗汉十分高兴，说：“我最担心你不肯公开声明，现在不怕了，后面两条更不成问题了。”
　　10月6日，星期三，陈独秀到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同日，武汉文化界举行盛大集会，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一再表示抱歉：“华中大学事先约好，实在分不开身。”陈独秀又成了“红”人。毕竟坐牢太久，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1937年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半年之后，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批评了唯武器论。毛泽东说：“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与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不同意写检讨，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与叶剑英。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要有个书面检查。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他鞍前马后为陈独秀奔波。渐渐，一些民主人士对罗汉冷眼相待。开始，罗汉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说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二人大吃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