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的教训【王莽改制的启示】

郑彪

王莽这个历史人物，名声很差,这与中国历史文化特别强调正统有关，也与白居易的一首诗有关。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放言》）

白居易是大家手笔，有学问，敢于放言臧否历史人物。在这首诗中，他秉持孔子著《春秋》的微言大义，也是孔子开创的以下两千多年中国文化传统，抑伪扬真，抑恶扬善，抑王扬周。中国这个优秀传统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近丧失，因为苏联解体，世界变局，于是思想界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流行价值重估，实为价值颠倒，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抑善扬恶，抑真扬伪，浊流滚滚，莫此为甚。此为米国引领的全球化地缘政治灾难，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白诗前四句说一种相人法，“辨材须待七年期”，主要说“辨才”需要时间，不可轻言平庸。所谓“七年期”，也是一个概数，不可拘泥，或十年，或更长。这一点古今同理。对政治家，特别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可能对历史转折发生作用，力挽危局，特别是要以弱胜强，只能以柔克刚，尤其需要以时间换空间，运筹帷幄，推动时局，折冲樽俎，等待时机。因为政治这东西关乎天下安危，利害太大，丝毫疏忽不得，所以周公一身正气，尚且要“恐惧流言”，临深履薄，王莽人品不端，举大计就更要“谦恭下士”。应当说，中国古今都不乏一身正气，立党为公，有理想、有信仰，有抱负、有操守，有作为的大政治家，有些只是长期以来被低调所惑，被价值低估（殊不知此乃政治智慧所在），以致有一些轻率的舆论，包括说什么“击鼓传花”之类。中国政治传统讲究王霸并用，既要有菩萨心肠，又要有霹雳手段，但后者不能轻启，更不能滥用，既要等待时机，又要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一剑封喉。这些都属于术的范畴，还必须统帅以高远的理想、正确的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则真正是政治家的大手笔。中美博弈，是一盘大棋局，需要大手笔，也必然有大手笔，美国善打快拳，中国长于太极，究竟鹿死谁手，棋局在展开，在深化，不宜轻言胜负。行至水穷处，且看云起时。

后四句说了两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众所周知，周公是周文王少子。有圣德，辅其兄武王伐纣，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时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代。藏其册于金匮。后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于膝，以朝诸候。庶兄管叔、蔡叔图谋不轨，心忌周公，反散布流言，谓周公图谋篡位，成王疑之。周公遂辞去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一日，大风迅雷击开金匮，成王见册文，方知周公之忠，乃迎归相位，诛杀管、蔡，周室转危为安。设使无这阵风雷，周公岂不功败垂成，蒙冤青史？再说王莽。王莽字巨君，为汉平帝的舅舅，属于“后党”。其为人深刻奸诈，自恃椒房贵宠，相国威权，阴有篡汉之意。此虽是历史上后党（外戚）、阉党、太子党之类的通病，但王莽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的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物。”（翦伯赞：《秦汉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8页，张传玺整理）他看到当时社会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政局危殆，想要有一番经邦济世的大作为，由此滋生了政治抱负。成功了，就叫雄心，失败了，就叫野心，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其实中国历史传统不以成败论英雄，要看正义非正义。如历史上的岳飞、于谦、文天祥，20世纪的孙中山、李大钊等等。西方传统则完全是这一路，叫作“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说法不同，理直气壮。王莽出身外戚，但不是纨绔子弟、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路，毕竟饱读诗书，精通历史，深谙修齐治平的大道，自知上位困难，恐人心不服，乃清廉俭朴，折节谦恭，礼贤下士，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一时声名远播，广收人望。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翌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后外戚得势，王莽却激流勇退，隐居新野，善于等待，绝不霸王硬上弓。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能硬下心肠，逼其儿子自杀，由此声望更隆。这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得出来的，更非古今腐败官僚及其浮浪子弟辈的行为可比，反映出其政治上的抱负。流行的观点认为，王莽假行公道，虚张功业。但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毕竟有效。时天下郡县称莽功德者，竟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归己，乃眈平帝，迁太后，自立为君。改国号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阳刘文叔起兵复汉，被诛。白居易认为，向使王莽早死了十八年，不就是一个完名全节的贤相，名垂史册？其实，这里白居易坚持维护中国正统并不错，他大约基于王莽篡位，故因人废事，对其改制的功过也就置而不论。

白居易一生仕宦生涯，虽接近人民群众，在当时也算难能可贵，但毕竟不能摆脱士大夫局限，完全站在人民立场。从历史上看，须知人民群众其实并不很在意王莽是否“篡汉”，人民真正在意的是王莽改制是否为自己带来利益。翦伯赞先生曾正确地指出这一点。中国老百姓受儒家传统影响，深明大义，不是不拥护正统，也不是完全不了解王莽的虚伪、野心和机会主义，只是人民太苦，期待太久，天下汹汹，只要看到能有人出头代表人民利益，代表正确方向，出人民于水火，即使是魔鬼、混蛋、王八蛋，也可以拥护。所以王莽捞到了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张“选票”。西汉时中国人口六千万，交通资讯十分落后，五十来万的选票为全民的0.83%，很是不少，其中应是包括许多人民群众。人民疾苦，有权利有所寄托，有所选择，错了可以重新选择，至于所托所寄非人，人民群众没有责任。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是改革王田和奴婢，前者试图制止土地兼并，且把大地主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分给无地农民；后者是试图冻结奴婢买卖，防止贫苦农民继续奴隶化，两者“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消弭贫富不均，为汉儒自贾、董以来之社会理想。”（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一五三页）此外，王莽改制之“六筦”（将盐、酒、铁、名山大泽、钱币铜冶、五均赊贷，皆归国家管理，故曰“六筦”，筦即管也）、“五均”（征工商百业所得税为母金，国营赊贷，使无重利盘剥，为“六筦”之一。钱穆先生指出，“六筦”和“五均”，“有似武帝时之盐铁、酒权、算缗、均输，实为一种如近世所谓之‘国家社会主义’，仍为裁抑兼并着想。”（同上）正如王莽在诏书上所说的，“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汉书·食货志下》）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叫缓和阶级矛盾，是历史进步。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王莽的车子是向前开的，他希望把他的车子开到他理想中的新朝，但中途遭遇大地主、大商人的强烈反对，被迫折回。历史的车轮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在折回的时候，他翻了车，被压死在历史车轮之下。”（翦伯赞：《秦汉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9页，张传玺整理）王莽改制失败，但其进步意义不可抹杀，其教训尤其值得记取。王莽“看出了要抢救地主阶级濒于崩溃的统治，必须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一次改革，因而提出了改制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阻止土地继续集中和农民继续奴隶化的问题，这不能说王莽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不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翦伯赞：《秦汉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8页，张传玺整理）另一方面，王莽改制遭到大地主、大商人的强烈反对,不久又发生绿林赤眉起义，于是混战一场，改朝换代。钱穆先生说：“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一五三页）古今历史和人物条件差别太大，其实各有利弊，不可谓一切都在进步，也不可以生搬硬套。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即不了解人民最需要什么，时代呼唤什么，也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导致失败。王莽个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摸到了西汉时代的历史脉搏。近年来国内外许多人士，无论左右，都通过中央在重庆的布局和探索摸到了不仅是中国的时代脉搏，而且基辛格等美国政要更将其与席卷美欧的“占领”运动联系起来，感觉到了全球时代脉搏的跳动，实属一种卓见,只是立场不同。重庆经验原本就是中央布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果，是人民群众的创造，近来有关方面在对个人与重庆经验进行剥离切割，完全正确，但是还不够，理论上应当名正言顺。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个人成败不足恤，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人废事，一是将失民心，二是从而堵塞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对此，主政者其实内心雪亮，方向明确，只是还需要博弈。当前，中外各种推手都在试图影响中国方向，思想混乱，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许多人不甚清醒，特别需要拎得清楚。

（201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