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服通神明【初观平淡，久视神明】

　　中国绘画艺术中人格意识的强烈突现，是检视艺术家艺术造诣高下的一个重要标杆。中国人自古至今，都将人格视为书画艺术审美中个性化的道德范式，并更多地从道德的层面去审视艺术表现中的人格蕴涵。这一审美原则在唐宋以后更为突出，并一直延展至今。中国艺术的传统审美原则与艺术家的人格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关系。若以儒家的人格观而言，它注重的是人格的内涵性；那就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真诚人格”，表现在书画艺术中，则是内在的真诚无伪，它推崇和诉求的是个性化的道德境界。中国艺术表现的是宇宙的“生生之德”，它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的生命精神的灵境。在花鸟画中，表现出的“重视蓬蓬勃勃的生命感则更为明显。”在中国哲学精神中，世界的一草一木都是充满着普遍的生命性的，宇宙万物，赜然纷呈。因此，中国花鸟画艺术中所绘的枯藤、残荷、萎草，并非是绘写草木的外在物象之状，而是通过物象去抒写心扉中的一种生命的张力，去彰显一种生命精神中的人格蕴涵。如八大山人萧疏荒寒振羽一飞的小鸟、郑板桥清劲萧爽横涂竖抹的墨竹、吴昌硕雄浑苍劲的幽兰，都在绘写着一种不屈的孤傲灵魂。这些都是艺术家生命精神在作品中的一次灵与肉的升华过程，它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和艺术修为中的一种“独善”的生命清音。他们以“小我”的生命情怀去契会世界之大生命，“从而去感受微茫惨淡的生命意旨，”我们可否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生命的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将人格与艺术的审美化的天地之境，相互作用、相互沟通，以达到审美境界中的“内审美境界”的统一，其影响是深远的。在中国古代若以儒家思想主导的艺术审美观的原则来检视，对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的诉求，就是人格的最高层次必须是超越任何功利色彩的“超我之境”。如苏东坡在画竹时就说：“其身与竹化”。所以有论者在讨论这一现象时指出：“只有超越功利的人格，才能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凭着道德的自由与自觉，无私无畏地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信仰。”中国的花鸟画家其艺术修为似乎更近于这一思想的源泉。如宋人文同喜画竹，他就认为“竹如我，我如竹”。他在《咏竹》中是这样赞美竹子的“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这实是他生命与人格的互融，是一种超于物、超于我的两忘境地。宋代另一位著名的花鸟画家曾云峰，也做到了“物我”两忘的超越，并自觉地去践行着自己的道德信仰，他说：“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看来花鸟画更能直接地契入天人与物我，使美善在物象的架构中得到高度的统一，使人格在契会的体悟中升华到超我的境地。
　　 我近观荣海先生的花鸟画作品，发现他是以善美人格去绘写真诚无伪的生命情怀的。这“生命情怀”，就是他生命信念中强烈的、质朴的浓浓乡情。他绘写的物象是齐鲁大地随处可见的农什，白菜、萝卜、丝瓜、南瓜、葫芦、葵花、葡萄、石榴，这些浓浓的乡土气，被他升华为“金秋图”、“乾坤清风”、“来秋傲怒霜”、“酸甜人生图”、“蕉阴溢香”、“家有蕙兰香”的一种慎独养心的生命精神。乡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命情怀，它会影响人生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准则的构筑。荣海的花鸟画之所以感动人、亲近人，就在于他的这种质朴清纯的乡土情怀中隐藏着对生命情怀的美好的寄思。他笔下的花鸟有一种纯朴的生命感和浓郁的乡情，在审美视觉上已达到物象的形态之美与幽深的生命精神的内在统一。他所表现的意象，都是他多年生活经历的提炼升华。正如古人所说：“凡赋形出像，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故此，他从不画他不熟悉的物象。也正是这种追求艺术生命的精神，因此，他的画完全有别于旧时的文人画；其画，仅仅是抒写由于个人境况而带来的个人不满之情。正所谓：“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读荣海的“蕙兰图”，在八分北碑笔意中天骨开张，神韵峻逸，这或已是他一以贯之的情怀吧，全无“古木根深不似花”的颓唐。
　　“笔墨之道，本乎性情”，荣海在他花鸟画中所寻绎的艺术境界是和他人生境界生成的理念架构相一致的。有何人生信念，就有何种艺术思想的生成；正如老子所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五十四章》可见，把一个好的思想意识贯彻到个人的行为举止信念中，他的精神就可以真正的纯真了，并由一己之身，广扩于天下。就每一个社会的个我而言；人生境界的社会学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的自我完善、超越和生命的升华，从而使整个社会人的生存质量提高。我认为，荣海花鸟画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以“德性”去写画性情的。因而，他的画品中有着清正、简约、苍健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文人画中积极的精神意识。这也是他的画能立于当下中国画坛主流力量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也正是他艺术修为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澹泊养吾神，泰和沃吾抱”。他是以先立人品，再立画品的一个体悟过程来涵养性情完善自己的艺术主张的。
　　 再谈一下荣海绘画中的简约之风。他受八大山人影响最为深刻，复又在这一系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中借鉴取法，现渐已完善了自己的绘画语言。文人作画尚简约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的，古人在先秦时就有：“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礼记・礼器》）《乐记》中也有同样的认识：“大乐必易”。老子也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可见，简约平淡是我们民族先贤的哲学观，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审美意识。其后司空图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刘勰有：“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在绘画上，恽格论画曰：“笔墨简洁处，用意最微”。大写意画，“简者，简于象，而非简于意。”（恽向《玉几山房画外录》）荣海学八大，得其简约平实之风，表现在花鸟画的创作中有三个特征：一是在物象的绘写上，朴茂含蓄，恬然淡若。既描写了（借物）物象，又抒写了强烈的情怀；如“秋菊、葡萄、白菜”之物象的绘写。二是在笔墨的表现上，尽管不无取法古人的迹象，但运笔赋彩更加地有力、恣情奔放。线构简约，墨彩淋漓元气，我尤其喜欢他画的“乾坤清风”，“农家夏日”、“千朵万朵天上来”、“菖莆”这一系的意象精神。你从点划中完全可以感觉到，作者强烈抒写自己内心情怀的瞬间感受。正所谓：“笔情纵恣，不泥成法，而苍劲圆融，时有逸气”。三是在布局上大胆明快地剪裁与挪让，把画内的物象与画外的空间遥相呼应，画尽意未了，气势博大。画外之情是他画的一大特征。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荣海的画，一直都在写着他的身世和心事。他的写意中涵养性情完全做到了物我合一；“借笔墨借天地万物而陶泳我“。他在绘写中超越了具体的时空物象，而获得了精神的“坐忘”，其笔意必然就呈现出简约平淡、浑厚朴华、天真热烈的新文人的逸气。
　　 中国艺术注重的艺术精神是人格的内含性，中国书画艺术的审美思想其焦点投注的中心是在对人格精神的超越上。将人格作为艺术修为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形式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书画艺术的内审美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温柔敦厚”的和谐的审美人格。中国书画艺术的内美，就是筑建在这种质朴人格蕴涵之中的一种“天人合一”的灵境。因此，荣海的笔墨语境，始终都是围绕着自我体认的高尚情怀而生发的。特别是他对儿时故乡的情结，那朴素的齐鲁精神达到了与天地参，与宇宙合一的超诣之境。荣海的物象性直接将艺术的审美性激活在人格精神的修为之中，那就是他绘画中的一种平淡与自然之风。你读它，往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体验，对它的激赏必须要凭借读者自身的胸次。有如古人所曰：“初观平淡，久视神明”。读荣海的画，若离开了对他心历人格情怀的追寻，仅得物象外在的体语，而未能体悟到他画中至真至诚的人格蕴涵的灵魂，那将是一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