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奋进的悲壮颂歌　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栩栩如生

　　看话剧《张之洞》 　　 □胡 可 　　当前话剧的严峻形势，表现为同其他文化消费的竞争中受到的挑战，表现为因为话剧普及工作的缺失造成的观众面缩小，表现为一些话剧人才参加影视拍摄这种好事给人造成的人才流失现象。而就话剧本身来说，由于不少热爱话剧艺术、坚信话剧无可替代的艺术家们的勤奋工作，这些年来在艰难中仍不断有令人振奋的话剧精品涌现出来，推动着我国话剧艺术向前发展。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最近演出的《张之洞》，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是清朝末年腐朽政权属下的一名清官，他忠于朝廷，循规蹈矩，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他执著于实业救国而至死不渝。剧作家赵瑞泰在这部戏里写了张之洞这位我国现代工业的开拓者的创业精神、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写了他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腐败愚昧的官僚统治集权、苦难的起义农民和新生的革命力量的夹缝中个人奋斗的历史和受挫失败的必然命运。剧中同时写了当年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张之洞的助手和诤友莫文渊、被视为盗贼的起义农民领袖刘永福、最后成为革命党人的他的学生桑杨平和他的同情革命的爱女张秋月等几个鲜明的形象作为他的陪衬，使观众深刻感受着张之洞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历史的趋势。
　　扮演张之洞的演员周锦堂，我曾从他演过的《真假难辨》等许多小品中受到他那模拟各类人物的本领，他扮演的张之洞又使我惊异于他塑造复杂性格的历史人物、处理大段内心独白、对情感的控制和补发的深厚功力。扮演慈禧的强音，我看过她在编剧赵瑞泰另一部话剧《母亲》中扮演的革命母亲葛健豪的令人难忘的形象，此次舞台上出现的慈禧，那威严的仪态和时而显露的某种人情味，竟使我完全想不到为同一位演员所塑造。此剧中的慈禧处于张之洞和他的政敌中间，对张之洞既有不满又欣赏袒护，而此剧也正是她扼杀变法维新、杀戮六君子的同一时期，因此，建议剧作家对慈禧性格的多方面增加些笔墨。作为剧中张之洞的主要陪衬人物，李铁扮演的莫文渊也给观众留有深刻的印象。
　　张之洞的坎坷一生，作为戏剧题材并不具有故事情节方面的优势。剧作家着眼于张之洞的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大无畏精神，写他一生中几个重要的片断。此剧的导演黄定山和舞美设计周丹林，为剧中写到的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督战谅山、在湖北武汉兴建钢铁企业这几个重大考验，营造了浓郁的环境气氛。导演借鉴了我国戏曲和国外现代戏剧的某些方面，使皇宫、府衙、战场、官邸自然衔接，加以音响效果的出色运用，使全剧具有恢弘的气势，形式又简约古朴。这一切与演员的表演融为一体，使得全剧始终不懈，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
　　《张之洞》的创作演出，使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话剧发展到今天所呈现出的新的面貌。它已经不同于话剧刚传入我国时当初的样式，也已经不同于解放初期拘泥于写实的模式，它在保持我国话剧现实主义传统和战斗传统的同时，已经更加民族化了。这出戏使我们对中国话剧的未来增添了信心。
　　（作者系原总政文化部部长、剧作家）
　　
　　写出不同人物性格的合理冲突
　　□曾祥书
　　在当下中国戏剧理论界，人们对“戏剧冲突”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赞同把戏剧冲突的内容看作是意志冲突，即人的意志与神秘力量和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二是赞同把戏剧冲突的内容看作是性格冲突，认为只有由鲜明个性构成的矛盾关系才是冲突的实质。尽管两种看法在意见上尚未达成一致，但却表达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戏剧是矛盾冲突的戏剧。无疑，深谙此法的编剧赵瑞泰在其编剧的大型历史话剧《张之洞》中将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冲突、内心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之，无不为剧中人物内心矛盾焦灼，为人物的命运感叹。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人与人的冲突即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意志和性格的冲突，这是戏剧冲突的本质。意志冲突，是指人物间对立的目的和动机出现，交织成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在话剧《张之洞》中，编导以张之洞在午门打抱不平与太监发生冲突为引子，选取了张之洞在慈禧面前冒死直谏、仗义执言，在山西抚晋兴革中与当地官吏葆东斗智斗勇，在中法之战中与李鸿章对峙，在是否将铁厂变民办官管问题上与莫文渊针锋相对，直至与留日归来的女婿桑扬平兵刃相见等场面，巧妙地写出了在那个特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冲突。这种合理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人物所表现出的不同性格及各自不同的向往追求。剧中的慈禧是个追求平稳过渡、息事宁人的人物，在她看来，只要调平各大臣之间的利益，寻找一种物质、精神、心态上的平衡，就是她的为官之道，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大有大的难处。”这种言为心声的“难”是慈禧性格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合理冲突的一种注脚。而张之洞又是一个忠实皇家意志、誓死效忠主子而又立志革新求变的人，在内忧外患和腐败、愚昧、无能的清政府面前，这种改革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因而，在该剧中表现张之洞与慈禧之间的冲突只能是局部的、对同一事物不同看法、做法上的小冲突。关于慈禧，人们有过无数次的艺术审美和感受，而《张之洞》中的慈禧则有一种不为所动的达观、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和维系事理人情的力量，不难看出，这种定位既是剧情发展所需，也是张之洞能够成就事业的权力保障。由此可见，戏剧冲突主要是人物的“性格冲突”，把人物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结合起来，着力塑造好人物性格，使冲突双方都具备生动、丰富、鲜明的个性，并通过迥异的性格冲突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是冲突的终极。
　　人物内心矛盾的冲突
　　人物内心冲突即主人公在分析、判断、选择等问题上的种种心理矛盾所造成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使人物受到“自我”与“他我”的情绪左右，在主观意识上陷于不易摆脱的境地。有戏剧理论家把这种冲突定论为艺术思辨，认为艺术思辨构成心灵哲学，把人物推到两难境地， 把人性、人情说个够，最能使人心灵震撼。
　　在话剧《张之洞》中，这种内心冲突主要体现在中法之战时，当起义农民军领袖刘永福在首战告捷、正准备乘胜追击时，朝廷却下达了撤兵的圣旨，面对刘永福的倾诉、面对朝廷李鸿章等主和派，张之洞百思不得其解，无奈再次向慈禧进谏，得到的答复仍是“大有大的难处”。处于两难境地的张之洞，一方面面对的是抗法英烈的未寒尸骨，另一方面是腐朽朝廷的屈辱求和声。他痛恨是不能改变朝廷。他喟叹求和者的软弱。他甚至想彻底说服慈禧，彻底重抖一下天宫。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随着他被调任而化成泡影，最后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中国的事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的吼声。在是否将官办铁厂拱手交给民办的意见分岐上，莫文渊首先想到的是这种破天荒的做法无论是对于张之洞还是朝廷都是一件无功只有过的事，于是一番争论后莫离张而去。“难道自己真的错了？”“难道铁厂交给民办真的能起死回生？”诤友莫文渊走后，他反思着这一破天荒的举动，交吧？势必是自已的心血付出东流；不交吧？铁厂是死路一条，在万般无奈之际不得选择前者。这种内心矛盾的冲突揭示出了这个立志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在改革中的迷惘，也昭示着一个个体生命面对着一个闭关、保守、危在旦夕的封建王朝的种种无奈。人的一生中总会面临着这样和那样的不同矛盾选择，尽管有的选择是痛苦的，但又不能不去选择，不去面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在矛盾冲突中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着，经历着，感受着，成长着。也许正是这些人生的矛盾冲突，才构成了独特的个性化人生，成为戏剧艺术张力的基础。老舍先生曾说：“写剧作须先找矛盾和冲突，矛盾越尖锐，才越有戏。戏剧不是平铺的叙述，而是随意发生矛盾，碰出火花来，令人心动，在最后解决矛盾。”
　　人物与环境的冲突
　　人与环境的冲突即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有些戏剧在表现主人公同社会环境的冲突时，往往把环境“人化”，即把它戏剧化为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冲突。有时又把社会环境“物化”，虚拟为具有象征性的物具，营造“场面直喻”的效果。
　　在人物与环境的冲突中，该剧着重选取了张之洞与他所处的那个朝代的社会环境构成冲突，并把这一矛盾浓缩，跨时空地呈现在舞台上。生不逢时的张之洞是个敢为天下先、锐意进取、不安于现状的人物，他学西洋、施新政、兴实业、办新学、练新军的具体做法，表明了一个处在封建王朝的官吏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振兴中华民族的良好愿望。由于他的做法与所处的时代相悖，故面对着种种难以想像、几乎不能克服的困难。这种因社会背景和各自世界观、人生观不同所产生、引发的个人名利、求变与守旧的社会矛盾冲突是带有明显阶级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所构成的冲突是尖锐的、复杂的、强烈的冲突。在山西，他面对的是一批不顾人民死活的以葆东为首的贪官群，在中法之战中他面对是以李鸿章为轴心的求和派，在兴办民族工业、修建铁路时他先是遇到朝廷的反对继而资金的不足、技术人员欠缺等实际困难。可以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的一举一动都与当时的社会构成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直面冲突，也决定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受挫直至失败，临终都未能延续清朝统治地位的个人悲剧性命运。如果说这仅是悲剧的表层的话，那么真正的悲剧性则来自于人对自我选择的被限定性的反抗，以及反抗的无意识所造成的对他者的冲撞，在反抗的合理性与冲撞的无理性之间，形成了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张力。这一悲剧张力在该剧结尾时表现得尤其充分：夜幕降临，天色灰暗，随着一声巨响，皇宫宫墙倒塌，紧接着一列时代的列车隆隆驶来，高亢的汽笛声敲响了晚清的丧钟，也使他幡然醒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要进行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变革。果然，两年后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史与诗有机融合的艺术呈现
　　□梁鸿鹰
　　在舞台上塑造好张之洞，对创作者提出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张之洞生活于起伏多变的近现代，那段历史饱含着国家的屈辱，也充满了民族的自强与奋斗。晚清既是封建制度式微、国家由盛而衰的时期，也是西风渐进、民主力量崛起的时期，新旧时代交替、新旧思想交融、新旧力量交汇，构成了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特有的转型特征，历来是文艺创作深入挖掘的丰富矿藏。张之洞作为中国近代历程当中的一次重要的运动――洋务运动的关键人物，既是后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也是清末新政的主要代表，他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焦点人物，命运起伏跌宕，人生道路很具戏剧性。后代对他的研究肇始于李慈铭1863年至1869年写的《越缦堂日记》，百多年来绵延不绝，成果蔚为大观，为人们留下了大量生动素材。特别是冯天瑜教授的研究、唐浩明创作的小说，更为舞台艺术创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但是，能否写得好这个人物，如何使形象在舞台上立得住，还是要取决于能不能善于利用已有的有利条件，进行艺术的升华与再创造。因为，历史不是艺术，艺术也不能取代历史，既写出历史的真实，也彰显出历史人物的神韵和精神追求，历来是考验历史剧创作的重要尺度，以此考量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大型历史话剧《张之洞》，他们的努力令人敬佩。
　　剧作通过对杰出历史人物与所处时代关系的深入描写，大气磅礴地写出了时代前进的趋势，写出了历史进步的必然。张之洞诞生于1837年，三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而他去世两年后，就在他惨淡经营长达17年之久的湖北省会，爆发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帝制的辛亥武昌首义，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崭新的一页。他这70多年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一个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的挣扎，他试图以自己的真诚和忠诚，以自己的干练和清正，励精图治，如他在山西清正廉洁，整顿吏治，在谅山前线坚毅果敢，临危起用有争议的将才，他在武昌修铁路炼钢铁，善用民间力量振兴企业，胆识与勇气令人感佩。他的人生道路深受时代发展的熏陶，西学渐进、洋技传入，直接影响着他向先进看齐、向西方学习，我们观众也通过张之洞的人生苦斗，看到一个有理想抱负、有才华的杰出历史人物对国家的热爱，为民族进步而奋力担当的精神，有着震撼人心的教育意义。剧作艺术地揭示出，张之洞的努力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他在大清王朝无可奈何的衰败中，感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无比幻灭，这非常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自然能够产生令人信服的艺术感染力。
　　剧作以流畅的艺术表达、有如生活流般自然的场景，昭告了封建制度的穷途末路。封建王朝说到底是家天下与专制的渊薮，在这个大的制度格局与框架中，任何所谓创新、图治，能够起到的效果都是暂时的、局部的，个人的努力与奋斗都将归于徒劳，最终无补于王朝颓势的来临。我们看到，张之洞在前方抗法大捷，李鸿章却在后方与敌人议和，这种讽刺性的情境，是清王朝末路征兆的集中体现。剧作通过对张之洞与李鸿章关系的描写，十分出彩地写出了封建制度更加不可救药的宿命。李鸿章与张之洞同是封建王朝棋盘上的一粒棋子，同受主子慈禧的支配，在不同时期地位各有消长，但命运是一致的，慈禧利用他们的才干搞洋务、兴实业，增加国力，富国强兵，同时也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挑起相互的勾心斗角，谋求政治上不同利益的平衡。此外，士大夫阶层的饱食终日、骄横愚昧，也构成了剧作的重要内容，很好地表现了王朝吏治加速颓败的势态。
　　成功的历史剧必须在历史之外写出戏剧情境的诗意、人物性格的诗意。张之洞与慈禧是该剧的两个中心人物，剧作既没有对张之洞进行刻意的吹捧，也没有对慈禧进行脸谱化的表现，而是靠人物自身的命运产生艺术的力量。张之洞在晚清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先后作为清流健将、洋务殿军、新政主角，始终活跃于政坛，是一个参与其间的弄潮儿，与慈禧的赏识、提拔分不开，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张之洞的报国理想，一向跟他对慈禧的忠诚、对自身官位的眷恋纠缠在一起。剧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他对国家的强烈感情，对王朝、对慈禧的赤胆忠心。剧作以张之洞执政山西、谅山抗法，湖广兴办实业为主要线索，始终贯穿着张之洞与慈禧相互关系的起伏，突出了封建制度权力运作的机巧，也突显了意欲有所作为的封建官僚的内心世界。剧作的诗意化在于，它写出了张之洞这个人物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个人物有着过渡时代的特征，既革新又护旧，既开放又保守，他正如冯天瑜教授所说的那样，是个“集开新与卫道于一体的人”，创作者经由对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写出了他的挣扎、矛盾与彷徨，以他在社会转型期的真实心态，揭示了历史前进的不可抗拒。
　　在舞台呈现上，该剧写实与写意交融呼应，也有诸多可圈可点的亮色。《张之洞》是个大气的正剧，有着悲剧的基调，以异常厚重、沉郁的风格突出了主人公知难而进的苦涩状况，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凉心态。剧作的节奏感强，人物活动和事件进展有着较为明显的起伏、顿挫。舞台美术有讲究，整体设计、灯光设计非常灵活、大气，很好地配合了故事的进展与人物的性格。比较遗憾的是剧作反映人物亲情、友情方面的内容较少，张之洞与女儿、桑扬平等的关系所构成的戏本应该有更丰富的细节，有更富于生活情趣的表现，目前的处理显然过于单薄，但瑕不掩瑜，该剧仍不失为近年难得的佳作。
　　（作者系中宣部理论文学处处长）
　　
　　让观众在深沉的历史感中震撼
　　□徐晓钟
　　去年11月，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第一次来京演出新创话剧《张之洞》，这台戏的演出触发了观众对近代史的思索，感受到民族奋进精神的震撼，也给首都观众带来了欣赏话剧艺术的愉悦。
　　作者赵瑞泰怀着深沉的历史感，写旧中国现代工业开拓者之一的张之洞，写他在清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他的“修建铁路”、“办钢铁”、“练新军”的历史事绩，实际上写了中国近代史前进的动力与阻力的搏战，写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首可歌可泣的民族奋进精神的悲壮颂歌。戏一开始，就写张之洞惩治贪官污吏，写出了张之洞威慑丑类的凛然正气。作者在一系列复杂的难题中写张之洞：他面对着“满朝士大夫饱食终日，骄玩如故，蒙昧如故，如同一座座高墙围堵”的重重阻力，写了张之洞知难而进；而这些难题，对旧中国历史熟悉的人们都是深有感受的――贪官污吏、列强的欺凌、侮辱，年轻些的观众，对这种情感也不陌生，因此，演出时在剧场里回荡着时代的感应。
　　导演怀着二度创作的激情，通过演员的表演、舞台时空处理、视听形象的把握，使全剧呈现出一种悲壮的、大义凛然的气魄。黑旗军战死一场：张之洞面对七百黑旗军战士的忠魂深情地舞剑：“……啊，我好像听见了神州处处，冤魂嚎哭――哭我中华饱受列强的欺辱！我辈若不卧薪尝胆发奋自强，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后代子孙！”
　　场面调度的的结构、演员的表演包括掷地有声的台词，传递着人物内心的泣血！周锦堂塑造的张之洞有思想，有激情，正气凛然；张之洞与对手的对话，如对三官吏，对李翰章，甚至包括对慈禧的台词语言中饱含情与理，又关照着具体的人物关系；他塑造了一个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力图挣脱枷锁，冲出牢笼，奔向原野的困兽的形象。强音的慈禧通过自己的活生生的情感体验，塑造了一个具象的有头脑的女政治家的历史形象，她深谋远虑；同时揭示出了她“高处不胜寒，大有大的难处”的复杂心情。强音对慈禧的塑造，通过对慈禧内心世界的剖析，揭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武汉人艺是中国话剧中南阵地的代表性剧院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新时期，在我们话剧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她都不断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剧目和优秀的人才。这次《张之洞》和其它兄弟省市剧院一起陆续来京作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百年“戏剧演出季”的纪念演出，我们可以从一个地区、一个剧院的创作和演出中领略到话剧百年的成就与优秀传统传承的足迹。（作者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
　　
　　凝重的舞台 苦涩的人生
　　□余 林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年，在这个日子里观看话剧，无疑有一种别样的感情，何况日前关于话剧命运的叩问，至今也还在心头缭绕。《张之洞》以一个凝重的舞台，留给人的思绪是为真实的表达而紧张，又为发挥想像力而努力，既对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之洞作着真切的价值整合，又为一个舞台上的张之洞作着真切的生命诠释。前者是一个历史上有着创造的开拓者，而后者则是生命中总有一些难以承受的苦涩。因此，思辨就成为这出戏的主脉。有人曾经坦言：“在剧院里度过的时光，可以说是一段沉思默想的生活，是醒悟和忍耐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才会在“现实世界之外”重新开始舞台上的现实。这种现实很可能会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结构。舞台上的《张之洞》留给我的就是这种印痕。
　　张之洞作为中国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体，剧作家显然是以生命的本然呈现，来选择张之洞的经历。“步履艰难的人生际遇”、“事与愿违的人生道路”形成了一个苦斗而无奈的舞台形象。最让人思索的是一种悖论，成为这部剧作最为绝妙的结构。张之洞为维护清政府造枪炮，却成了推翻清王朝的武器；张之洞送学子出国深造，后者却成了革命者，以推翻旧制为己任。正是基于这种�论思维，剧作家在张之洞繁多的经历中，以“抚晋兴革”、“督战凉山”、“湖北新政”、“倡导留学”为环，注入了张之洞强悍的性格和锐意进取的行为，而这些事件所构成的环环相扣，无一不具有张之洞难以承受的苦涩。苦涩是无奈的，苦涩在这里被剧作家诠释成一种文化心态，带着些许的苍凉，带着几份悲悯。
　　张之洞为官一任是不平静的，不平静的是时代的动荡，不平静的是张之洞的心态，剧作家是把不平静的生态写在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上，而把不平静的心态写在张之洞的无奈和苦涩上，进取、谋略、世故造就了张之洞的生存，而观察、深算、迂回又袒露了张之洞的智慧。我们完全可以从舞台的流动中，意识到张之洞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存在于历史所形成的环境中。又意识到张之洞一个颇有心机的谋略者，所具有的心态纹理，这就为当今的话剧艺术带来颇为深邃的思绪。剧场到底是什么，剧场艺术的品质到底在哪里，即使话剧艺术经历了百年，仍然是一个众说不一的话题，尤其是当泛娱乐化的时尚几乎成为主流的时候。而《张之洞》的舞台追求，让我再次确认“剧场是一个民族当着自己的观众的面进行思考的场所”，思考永远是有魅力的，何况这里的思考是由舞台形象所诱发出来的，这里的思考是接受者被舞台感染后出现的情感延续。《张之洞》具有这种品格，这里追求的是不遗失当今现实的活力，又恰当保持历史所赋予的恒久。戏一开场是张之洞觐见慈禧，是一场智慧者之间的周旋。慈禧不是我们以往见过的狡诈，而张之洞也不是我们曾经理解的清流党中的直言，一场聪慧之间的交锋既显示出戏剧自身的力度，也显出了人物性格的力度，慈禧的“大有大的难处”，张之洞的“官大岂有国家大，权重岂有江山重”，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心里话，也不难意识到各自的处境，特别是张之洞既暗含着一种不一般的献媚，也起到了人物之间借力打力的效果。在张之洞同慈禧交锋中，剧作家保持着剧作结构的深层思考，是以复杂的心态，是以话中有话、意中有意而施墨的。张之洞是个复杂体，而慈禧难道只是一个一般的简单体吗？显然也不是。正是以复杂形成剧作的深层结构，构成舞台的一种凝重感。
　　凝重绝对不是沉重，凝重在这里会有一种“轻”的浮力，“坚硬如水”的感觉又成为《张之洞》的舞台呈现，老到圆滑，避重就轻，往往成为向目的地进取而施力的方略，这在张之洞谈笑之间查办朝廷贪官一节中作了充分展现，而在冒着私通叛军，起用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又以果断不凡的气概作了表述，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即使是在众臣非议，当着慈禧的面，他也能慷慨陈词，毫无畏惧。而当一切后果都与他初启的愿望相违背的时候，他在愤怒中进入茫然。岂不知张之洞一生为愿望所付出劳苦，是无法与时代相通的。历史的无情是清王朝的覆没，也必然带来的是张之洞的失落。“当一个蹒跚的老人，手提灯笼跌跌撞撞而来，他时而抚摸铁轨，时而凝望风卷秋叶飘落”，感叹“深秋了，树叶就黄了，枯了……”一种无奈的人生况味，在《张之洞》序幕时就印在人们的记忆里，直到整个戏的流动，是对这种人生况味的解读。表现的却是那样的轰轰烈烈，这就是加重了这部戏的思辩。凝重的舞台，绝对是由舞台上凝重的场面语汇构成的，导演把整个戏的节奏视为舞台生命而加以叙述的，这是因为张之洞的经历是与历史的“维新”与“卫旧”连在一起的，是与晚清时期民族的痛苦、耻辱、挣扎、无奈连在一起的，张之洞的苍凉，悲壮，无疑带着时代的烙印，因此《张之洞》舞台思辨的凝重，无疑具有一种命运的交汇。张之洞的扮言者周锦堂显然是理解和把握着这个人的命运的脉络，把事态的情与理，把心态的矛盾和理智，把性格的狡黠和聪慧作了恰当的合理的融合，他同慈禧的扮演者强音、同莫文渊的扮演者李铁形成相互之间的舞台默契，使《张之洞》舞台凝重感带有一种人性的韵律，这也是导演黄定山的一贯追求。赵瑞泰的剧作种种，我以为这部戏是他已往剧作的一个峰点。流露出一个当代剧作家对中国话剧一百年的一次心态投影。
　　（作者系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