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创作的时代敏感性与艺术胆识】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有

　　内容摘要：丁玲的创作追求往往是根据她对中国现代社会各个时期的认识而进行的，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作品数量不算多，但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有着显著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一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从早期的对社会的朦胧的反抗意识到自觉地反映社会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凭着她对时代脉搏的敏感与艺术胆识，再加上作品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和多样性，使她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丁玲 文学 小说 时代性 艺术性
　　
　　从1927年以处女作《梦珂》登上文坛，到1986年因病去世，丁玲共写了45个短篇，一部中篇《韦护》，两部长篇《母亲》（未完成）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数量上说，不及茅盾、老舍等作家创作的五分之一，但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有着显著的地位和影响。虽然在她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两次被剥夺创作的权利，但作为一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丁玲始终关注社会变革，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以及中国新文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凭着她对时代脉搏的敏感与过人的胆识，使她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上放射出奇异的光彩。
　　一
　　丁玲的创作追求往往是根据她对中国现代社会各个时期的认识而进行的，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她个人的思想和创作发展轨迹，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革命发展的道路。
　　丁玲1904年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在“五四”运动来临的高潮中，她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生，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1923年经瞿秋白介绍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虽然较早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但却没有马上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宣传。当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在南方如火如荼的时候，丁玲却由上海到北京去追求学业和爱情，并度过了两年既穷困有浪漫的公寓大学生活。这条生活道路，使她成为文坛上别人无法替代的角色。
　　1927年丁玲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她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写道：“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由此可以看出，丁玲的创作一开始就是为了表现社会问题，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去反映人生。
　　任何文学典型的出现都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社会原因。1927年的文坛，呐喊变成了彷徨。对于这个时代苦闷感受最强烈的，莫过于那些被“五四”革命运动唤醒而又走投无路的知识女性。她们作为封建家庭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抱着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理想走入社会，却发现迎接她们的不是渴望已久的幸福、平等，而是恋爱的失败，黑暗社会无情的践踏。正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指出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如茅盾所说，写的是“心灵上负者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情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震动了当时的文艺界。主人公莎菲举目无亲、卧病、漂泊，穷困潦倒，情场的失意和前途的渺茫，逼着她要把自己的生命当成自己的“玩品”，她要“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小说借莎菲对爱情的追求和不满，抒发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抗议，反映了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情。莎菲的思想、性格、感情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了妇女的尊严和人性的苏醒。然而，莎菲只“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她的思想限制了她的行为，致使她的抗争是如此无力和软弱，莎菲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丁玲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艺术地概括了当时一些知识女性的人生道路。
　　从1927年到1929年丁玲共创作了十余篇小说，先后收入《在黑暗中》、《自杀日记》和《一个女人》三部集子里。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妇女，特别是知识阶层的妇女的不幸，反映了她们的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通过她们在恋爱、婚姻和家庭等问题上的遭遇，透过女性特有的心灵窗口去观察、感受复杂的现实世界。诸如《暑假中》里的女教员，《阿毛姑娘》中的山村农村少女，《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的妓女阿英，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都“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如莎菲所说：“社会是黑暗的，生是乏味的，生不如死”，概括了当时妇女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喊出了她们共同的心声，同时也表现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代女性的命运。她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社会的真实生活画面，显示了丁玲创作的时代价值，成为人们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二
　　随着革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蓬勃开展，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丁玲思想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探索顺应时代发展的革命文学的创作，在1930年9月发表了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 的中篇小说《韦护》。《韦护》取材于她的好友王剑虹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的恋爱故事，小说主要描写了一对倾向革命的青年男女韦护和丽嘉的爱情与革命的矛盾，充满着缠绵悱恻、卿卿我我的情调。结局是革命战胜了恋爱，韦护毅然从温柔乡中出走，丽嘉也表示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虽然从艺术上说，作品带有公式化的痕迹，但她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大胆进行新的尝试。这篇小说在丁玲的创作道路上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韦护》以及稍后出现的《一九三○年春上海》都将罗曼蒂克的幻想从云端拉到了现实，不再是意想中的“革命加恋爱”。
　　1931年，丁玲的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残酷的现实斗争使她受到极大的震动。在白色恐怖的现实面前丁玲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明确了自己应走的道路。在创作上表现为摆脱了“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如果说1931年写的《田家冲》还有“革命加恋爱”的余波的话，1931年秋发表的著名的《水》就将“革命加恋爱”的影子都荡涤已尽了。丁玲抛弃了过去那些描写伤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狭窄题材，转而为表现时代的大背景，着力描写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在内容和风格方面有极大的转变。可以说在革命文学的发展上，《水》结束了“革命加恋爱”的时代，不仅是丁玲个人描写工农大众的开始，也开创了整个革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
　　小说以1931年为患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为背景，描写农民群众与洪水和饥饿作斗争。作者笔下的洪水，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象征中国人民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水》的结尾写道：“天将蒙蒙亮的时候，这队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饥饿的奴隶”要“扑过去”的何止是一个小镇，他们要席卷而去的乃是整个黑暗的中国，它展示给人们的是无穷的力量和无限的希望。
　　从《水》开始，直到1933年5月被捕前发表的《奔》，丁玲创作了《某夜》、《法网》、《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等近十个短篇作品，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工农群众的苦难和革命斗争的艰辛，她用自己的创作继承着先烈的遗志。在此期间，丁玲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创作一部作品，描写从辛亥革命前后直到当时为止的农村巨变，这就是《母亲》。她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描写辛亥革命后一个旧家庭的女子――曼贞，挣脱封建枷锁，争取人格独立，开始艰苦而自强的新生活。但这部作品因丁玲的被捕而夭折。这成为丁玲创作的一个巨大损失。仅从写出的内容看，作品规模宏伟，余曼贞的形象也很鲜明生动。
　　三
　　三年多的软禁让丁玲失去了创作的自由，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丁玲于1936年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丁玲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毛泽东还为她填了一首词《临江仙》，内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句。从1936年到1949年，丁玲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散文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标志着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这些作品了显示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和过人的艺术胆识，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刻性和多样性。
　　丁玲写于1937年4月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社会大背景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之后不久与“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小说的背景是“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围剿陕北苏区的时候。一个掉队的红军小战士被东北军抓获，在被枪毙之前却视死如归地对敌军连长说：“还是留一颗子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他的壮举让敌军连长忍不住了，大声问大家：“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谁还要杀他么？先杀了我吧！”东北军的士兵们也忍不住了，他们潮水般涌过来，将红军小战士高高地举到了空中。小说结尾的这个情节，一扫内战的阴霾，而代之以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崇高的民族感情。作家所捕捉和表现的，是红军、东北军之间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对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仇恨。只有它，才能使两军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的可贵，在于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及时地捕捉了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共同点，紧紧扣住了伟大的时代脉搏，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唱响了时代的强音。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之后，丁玲先后创作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揭露日本法西斯，歌颂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艰苦斗争的作品。对于革命队伍的建设和革命政权的建设，丁玲也表现了同样的敏感。《在医院中时》最早揭示了反官僚主义的主题，《夜》则及时反映了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新问题、新矛盾。直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看到一条鲜明的轨迹：丁玲一直以她高度的时代敏感性记录着中国革命风云变幻的历程。
　　四
　　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时代敏感性与艺术胆识往往是统一的。但是，有胆识的作品又因为揭示了社会上丑陋的现实而让一些人不安，甚至会对作家群起而攻之。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当时的延安，是中外瞩目的红色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圣地。但《在医院中时》这篇小说中，丁玲没有歌颂延安明朗的天空，而去揭露角落中的官僚主义，这本身就非常勇敢。小说中的医院，糟糕的不仅是经费匮乏，设备简陋，医护力量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医院的领导者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院长和指导员是出身很好的基层干部，却染有小生产者严重的落后习性，对医院的现状，一开口就是“没有人力和物力”，从不愿意通过主观努力改变这种完全可以改变的现状；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偏见，对分配到医院工作的大学生陆萍，表现出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冷漠无情。陆萍最后身心疲惫地离开了医院。
　　当时的延安，官僚主义还只是萌芽状态。但在实际上，揭露官僚主义也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这方面，丁玲表现了她过人的胆识。她不顾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创作了《在医院中时》。这篇作品，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反对革命内部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的开端。
　　《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又把锋芒指向了解放区群众落后的思想观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塑造了一个惨遭日寇蹂躏而被迫做了随军妓女的乡村女孩子贞贞。
　　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为反抗包办婚姻她进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扫荡，贞贞不幸被掳走，做了慰安妇，受尽了凌辱。即便如此，她仍然想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她给村里的游击队送来了情报，使日军遭受严重打击，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后被我方解救出来。当她回乡探亲时，受到乡亲的蔑视和冷眼。在乡亲眼里，贞贞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破鞋。大家诧异她为什么不自行了断，竟然还有脸回村。这样一个为了民族解放自觉地作出了如此重大牺牲的女孩子，得不到村里人包括她父母的理解。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到边区开展工作的知识女性，她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愚昧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可见，丁玲是从时代的深度去认识和表现贞贞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大胆地向腐朽的封建观念宣战，把一个人们心目中“不洁”的女孩塑造成一个圣洁无辜、值得同情、值得敬佩的人物。丁玲给主人公取名“贞贞”，就有此意。
　　五
　　四十年代末，在中国土地上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时，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了。在众多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中，这部小说被公认是写得最为深刻的一部，标志着丁玲的艺术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表现了农民与地主的一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显示了在这场斗争中农民内心世界的激烈搏斗：既写出农民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又写出他们多年被地主压迫所造成的严重精神创伤；既写出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对土地的热爱，又写出他们对地主的恐惧和对整个斗争能否胜利的怀疑；既写出农民参加斗争的迫切性、积极性，又写出他们的观望性、消极性。小说将暖水屯土改斗争错综复杂的矛盾织成一幅纵横交错的网，网的中心就是地主钱文贵和张裕民、程仁为代表的农民群众。这张网上，地主与农民、地主与地主、农民同农民的矛盾非常典型，使得暖水屯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农村社会的缩影。小说也揭示了广大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斗争的根本胜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思想性与艺术性巧妙结合，不愧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
　　解放后，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丁玲的小说创作几乎停滞，只有两个短篇：《粮秣主任》和《杜晚香》。这两个短篇，又太“报告文学化”，过于受到真人真事的局限。
　　结语：纵观丁玲的创作，她的作品有明显的时代敏感性，从早期的对社会的朦胧的反抗意识到自觉地反映社会斗争，可以展示她思想成熟的过程。她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时代，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而且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勇敢的探索者，一走上文坛便携带着可贵的胆识，再加上作品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和多样性，使她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李静，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