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历史,二战中的俄罗斯民族解放军小史】 沉重的俄罗斯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今天的人们回首二战，苏、德战场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二战最主要的战场，苏联取得的战绩最大，付出的牺牲最重。任何人，无论他属于那个阵营，基于何种立场，只要他站在相对客观公正的角度，都会承认苏联红军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
　　然而，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在血火交融、英雄万千的苏、德战场，还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软骨头和卖国贼，他们卖身投靠德寇，甘为驱使，助纣为虐，甚至把屠刀对准以前的同志和战友，在=战史册中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出于种种原因，战后，这一段历史被长期封存起来，苏联人自己对此更是讳莫如深。直到苏联解体后，各种资料和历史真相才逐步被披露出来。
　　
　　忠贞与背叛
　　
　　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的庞大军队以史无前倒的规模和速度，兵分三路，向苏联发动了疯狂进攻。曾经横扫欧洲的德军装甲部队，快速突击、大胆穿插，肆意横行在苏联广袤的国土上。战争准备严重不足、体制与指挥十分落后的苏军猝遭打击，遭到严重损失，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和乌克兰首府基辅等大城市相继被德军攻占，大批部队被成建制地消灭，成千上万的官兵战死或被俘。据德军战报，明斯克战役中，德军俘虏苏联红军32.4万人，在基辅合围战中德军俘虏了苏联红军66.5万人，在维亚兹马一布良斯克战役中，又有66.3万名红军指战员被俘。即使去掉德军战报中的水分，上述数字也是十分惊人的。据统计，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军共有500余万人被俘。
　　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失利，像驱之不散的阴云，笼罩在苏联军民的心头。不要说普通士兵和民众，就是很多高级领导人和将领都发出了悲观的论调。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表明，在苏、德战争爆发两个月后，斯大林在致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的电报中说：“……如果英国人不能在最近的3到4个星期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就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没有什么比失败更能考验人的信仰与忠诚。在失败面前，既有昂首挺胸的勇士，也有摇尾乞怜的懦夫。而与强大的敌人和暂时的挫折相比，能否生存下来更是苏军战俘所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希特勒借口苏联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战俘不应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而将百万苏军战俘置于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在战俘营中，食物、饮水、医药、被服等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证，大批战俘冻饿而死，战俘营内疾病流行。到战争结束时，苏军战俘死亡人数超过了300万。
　　此外，战前苏联当政者部分政策的失误，特别是大清洗的实施，也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广大人民和红军官兵的士气。在国内战争中一度被镇压的白匪和他们的子弟也试图借着德军的势力卷土重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为数不少的与德军合作的“志愿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出现了部分“志愿者”与德军合作的情形。他们被安置在德军后方，负责保卫德军交通线和对付游击队员。随着德军战线的日益深入和游击队的频繁袭扰，“志愿者”们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德军为他们配发武器，并形成有组织的战斗团队。到1941年底，由各种“志愿者”组成的伪军和伪警察已有20万人，其中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鞑靼人等，还有几支团以上的哥萨克骑兵部队，直接在德军的指挥下投入战场。有德军将领曾说过，在苏联，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协助，根本无法解决复杂的交通与后勤难题。
　　到1943年，苏联伪军的数量更趋膨胀，在不少德军的精锐部队甚至党卫军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志愿者”的身影。在战争后期，有的甚至被成建制地转为党卫军，有的部队还被派到国外作战。如1941年9月，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通过招募侨民组建了一支俄罗斯步兵军，兵力最多时达16000人。该部曾多次参加围剿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战斗，表现积极。
　　随着苏军逐步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德军的兵力运用日见捉襟见肘，多次有将领向希特勒提出将已投靠的苏军部队予以整编，并指定原红军将领统率。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战斗力，配合德军作战，另一方面，这样的部队将在对外宣传上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可以达到“以俄制俄”的目的。
　　希特勒起初对这样的建议不屑一顾。但不断恶化的战场形势迫使他不得不放下架子，重新考虑建立一支统一的俄罗斯伪军，并开始物色这支伪军的领导人。
　　
　　叛将
　　
　　事实上，伪军部队的领导人无须更多物色，有一位曾经功勋卓著的红军被俘将领从1942年起就开始在战俘营中为德国人东奔西走，上蹿下跳了。他就是莫斯科保卫战的英雄，原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兼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毕业于神学院，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在国内战争中表现优异，1924年至1925年，曾在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训1练班深造，与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和叶廖缅科等人是同学。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在中、日战争激战正酣时，弗拉索夫作为军事顾问被派到中国，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军队，对抗日军。完成在中国的任务回国后，弗拉索夫即担任了第99步兵师师长。
　　苏、德战争爆发前，弗拉索夫担任第4机械化军军长。1940年7月，他奉命出任新组建的第37集团军司令，在乌克兰的基辅方向参加正面防御作战。弗拉索夫完全称得上是临危受命。当时正是基辅会战的关键时刻，德军已兵临基辅城下，悲观情绪在部队中蔓延。更要命的是，这个第37集团军基本是由后勤人员、溃兵和没有战斗经验的民兵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但弗拉索夫表现得无所畏惧，他率领37集团军和著名将领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一起守住了基辅的正面防线。战斗中，他对战场形势判断准确，指挥若定，给身边的上级和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前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称赞他“机智而顽强，尽了自己的责任”。
　　由于苏军侧后翼被德军突破，基辅战役以苏军的全面失利告终。突围返回己方阵地的弗拉索夫被斯大林下令用飞机接到莫斯科，他被授予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并被任命为防守莫斯科的第20集团军司令。1941年11月，德军的装甲集群从北面突破了苏军防线。莫斯科危在旦夕。弗拉索夫亲自率领两个近卫步兵师一路强行军，先于其他部队到达北郊，在德军展开下一步攻势前堵住了突破口。经过激烈战斗，德军终于被死死挡在莫斯科运河一线，再也无力前进一步。弗拉索夫的名字开始在红军内部传诵，当时，担任苏联《红星报》特约记者的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不吝笔墨，在《红星报》上对弗拉索夫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写道：“战士们亲切地和信任地看着自己的指挥员。因为弗拉索夫的名字与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随后的莫斯科大反攻中，弗拉索 夫又率部担任先锋，他率领第20集团军向西大胆突进，德军被迅速击退，苏军一度在维亚济马地区合围了德军的第9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由于最高统帅部过早调整部署，分散了进攻兵力，苏军攻势未能取得更大战果，但弗拉索夫的表现无疑是值得称道的。战役后，他再次被授予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但接下来，光荣不再伴随弗拉索夫。1942年4月，他被任命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和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在梅列茨科夫大将的统一指挥下援助列宁格勒。苏联北部茂密的森林和春季泥泞的沼泽严重减缓了各路红军的进攻速度，而严阵以待的敌军也使很多部队的进攻未达到预想目的。虽然弗拉索夫部队的攻势显现出和以往一样的迅速和锐利，但这反而加大了他的集团军与其他部队的距离。看出苏军破绽的德军立即调整部署，调集了大量的增援部队，并动员了一切内卫、勤杂、能战斗的轻伤员和部分伪军，经过苦战，终于成功地将第2突击集团军分割包围。
　　心急如焚的大本营将华西列夫斯基上将派到前线，和梅列茨科夫共同指挥救援第2突击集团军的行动，包围圈内的弗拉索夫也全力突围。红军一度打破德军的包围，并成功撤出大部分伤员，但在德军的拼命反扑下，包围圈又重新合拢。梅列茨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又派出游击队、伞兵和特战分队潜入敌后，试图营救弗拉索夫，终告失败。
　　1942年7月13日，红军中将弗拉索夫被俘。
　　最后关头，弗拉索夫的表现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包括自己人和敌人。在突围彻底无望后，他放弃了指挥和战斗，坐在房间内等着破门而八的德国兵。俘虏他的德军第38步兵军的翻译克劳斯・佩尔豪回忆弗拉索夫被俘时的情况说：“一路上，弗拉索夫总是问，在德国人看来，他这样的将军是否会被枪毙?”
　　英雄不再有光环。
　　弗拉索夫被俘后，很快便向德国人表达了合作的愿望。他还以所谓俄罗斯委员会的名义炮制出一份《我为什么走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的公开信，由德国飞机投往前线，以打击红军的士气。在这封信里，弗拉索夫对苏联大加攻击，宣称“我国历史从没有遭受过这样的失败，这场战争中红军必将是死路一条。尽管指战员们有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俄罗斯人民英勇顽强，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争。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腐朽的社会制度、斯大林以及他的总参谋部的懦弱无能”。弗拉索夫号召苏联军民和他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在“与德国结盟和合作的情况下建设幸福的新祖国，使祖国成为平等和自由的欧洲各国人民大家庭的一员。”
　　不过，相比弗拉索夫的急不可耐，他的德国主子一开始对他的兴趣并不大。希特勒毫不掩饰对弗拉索夫的轻蔑，曾对亲信声称弗拉索夫“是头猪”，对斯大林背信弃义(无独有偶的是，弗拉索夫对希特勒本人也印象不佳，称其为“可恶的矮子”)。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也称弗拉索夫为“蠢猪和叛徒”，并说他关于组织俄国军队的建议绝不能接受，因为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我们只需要在德国做工的俄国人”。只有戈培尔比较欣赏弗拉索夫，但他也只能做到拉着后者拍几部宣传片。
　　然而，到了1944年，随着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希特勒等人又开始重新评价弗拉索夫的价值了。
　　
　　“俄罗斯民族解放军”
　　
　　事实上，弗拉索夫投敌后，为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已经在战俘营中招募了为数不少的愿意为德国而战的战俘。但他独立组织伪军的想法未获同意，他招募的人手只有少部分被当做“志愿者”补充进前线部队，大多被打发到西海岸去担任守备任务。
　　1944年9月16日，希姆莱秘密召见了弗拉索夫。双方签订了组建所谓的“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的协议书，希姆莱还亲自写信给弗拉索夫这个他曾称为“蠢猪”的家伙：“我祝愿您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取得圆满成功。”
　　1944年11月14日，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一群卖国贼在布拉格成立所谓“俄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在成立晚会上，这帮家伙无耻地宣称：他们将“为完成自己的民族任务，为实现我国人民的设想，为建设自由独立的祖国而投身于斗争。”
　　至此，弗拉索夫已彻底把自己和希特勒的战车绑在了一起。
　　1945年1月28日，希特勒正式任命弗拉索夫将军为俄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授予他中将军衔，他的部队也被命名为“俄罗斯民族解放军”。德国人还表示将向弗拉索夫的“解放委员会”提供资金。
　　这时，战场形势已日益紧迫。苏军和盟军从东、西两线向德国腹地挺进，留给弗拉索夫的时间已经不多。虽然只有一个空壳子，但凭借他如簧之舌，他还是从战俘营中招揽了所需要的大量人员，“俄罗斯民族解放军”很快建立起来。除了基层官兵，弗拉索夫还网罗了一帮臭味相投的前苏军将领来措建他的“领导班子”。这些人包括原波罗的海沿岸军区作战部长特鲁金少将，原苏军第19集团军参谋长马雷什金少将，原莫斯科州区委书记、第3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日连科夫，原苏军总参谋部科学院教授，第21步兵军军长扎古特纳少将和原苏军旅长布拉戈维钦斯基少将。
　　“俄罗斯民族解放军”初建时期约5万人。该军下辖3个师，第1师由原苏军第389坦克师师长谢尔盖・布尼亚琴科上校(曾率部在诺曼底与盟军激战)任师长，第2师师长是原苏军师长兹韦列夫上校，第3师师长是原苏军少将、步兵军军长米哈伊尔・沙波瓦洛夫。此外，“俄罗斯民族解放军”还有一个预备役旅、一个坦克旅、一所军官学校(由原苏军少将梅安德罗夫担任校长)，甚至还有自己的空军战斗群，空军飞行员由80多名驾机叛逃的苏联飞行员组成。德军空军总司令戈林为“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空军”提供了必要的装备，主要建立了一个战斗机大队和一个夜间轰炸机大队。战斗机大队装备了16架“梅塞施米特”型战斗机，由原苏军大尉、战斗英雄贝奇科夫担任大队长。夜间轰炸机大队装备了12架“容克”式轰炸机，由原苏军上尉、战斗英雄安基烈夫斯基担任大队长。
　　“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组建后，不少在德军指挥下的俄罗斯籍部队纷纷投靠，包括在法国和南斯拉夫作战的部队。加之大批“志愿者”的加入，叛军很快得以大大扩充，人数增加到10余万。这些部队的人员大多转战各地，双手沾满了苏联和欧洲人民的鲜血。
　　不久，这支出卖祖国和灵魂的部队便被驱赶上了战场。
　　
　　最后的疯狂与救赎
　　
　　“俄罗斯民族解放军”成立时，欧洲战场大局已定。希特勒和他一手缔造的罪恶政权彻底覆亡的命运就在眼前。弗拉索夫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刻被赶上战场的。
　　1945年2月，“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第l师在师长布尼亚琴科的指挥下，在奥得河参加了战斗。这是“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组建以来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战斗一度相当激烈。叛军官兵深知自己一旦被红军抓获的下场是什么，所以往往拼到最后。红军战士也对这些卖国贼 恨之入骨，抓到“弗拉索夫分子”(红军对“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的称呼)后往往直接用刺刀处决，因此，生擒的俘虏少而又少。
　　4月13日，德军统帅部下令第1师向苏军反攻。叛军们使出吃奶的力气，也仅仅向前推进了500米。布尼亚琴科终于认定，苏军的攻势已无法阻挡，他的部队再做出任何牺牲都将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他率领他的第1师脱离战场，准备与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弗拉索夫会合。德军最高指挥部试图阻止，但无济于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早就被希特勒定性为“叛徒”的恶棍们再一次背信弃义。
　　第l师到达捷克斯洛伐克与弗拉索夫会台时，首都布拉格正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中。饱受纳粹蹂躏的捷克军民抓住时机举行了武装起义，一度占领了布拉格。但周围德军的力量尚很强大，很快抽调兵力反扑回来，而当时盟军和苏军距离较远，难以及时释救。
　　起义者们在绝望之中，把希望寄托在了弗拉索夫等人的身上。
　　接到起义者援助的请求后，弗拉索夫立即与布尼亚琴科等进行了商议。其实叛徒们早已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时间里，弗拉索夫曾试图联系瑞典和瑞士这两个中立国，想通过它们建立起与盟军联系的渠道，但没有成功。眼前的布拉格起义被他们看做是天赐良机，如果在起义者们最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那么胜利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定会为他们说好话，甚至可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权。
　　“俄罗斯民族解放军”迅速行动，他们撕掉军服上的“�”字标记，经过一天的急行军，于5月5日黄昏进入布拉格。正处于绝境中的布拉格军民用“乌拉”和鲜花来欢迎“俄罗斯民族解放军”。而对面的德军则怒火冲天，将子弹和咒骂一股脑地向这帮双料叛徒倾泻。
　　战至第二天上午，“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终于控制了布拉格的大部分市区。德军见大势已去，特别是得知苏联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正日夜兼程向布拉格挺进后，便撤出了城区。
　　弗拉索夫自认为是有功之臣，可以挽救他和他的部队的命运了。5月7日，科涅夫的先头部队即出现在布拉格城区。忐忑不安的弗拉索夫一面命令部队做好转移的准备，一面要布尼亚琴科与苏军联络官联系，“请他转达自己对斯大林的问候，并请他放心，自己绝不会转向德国人一边”。
　　然而时至今日，任何花言巧语都解决不了问题。
　　先是在苏联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表示难以给“俄罗斯民族解放军”提供庇护。接着艾森豪威尔命令即将进入布拉格市区的巴顿将军停止前进，把布拉格留给苏军。
　　5月7日深夜，在一片寂静中，“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离开布拉格，向盟军占领区撤去。他们离开时不再有枪炮，但也不再有欢呼和鲜花。这支部队的命运就像是面前的黑夜一样，难以预测。
　　弗拉索夫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打算把部队撤进阿尔卑斯山，依托那里的有利地形和堡垒对抗苏军，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届时他们将投靠西方大国的军队。
　　这一次，他的梦想注定不会实现了。
　　“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第1师到达美军防区后，即被解除了武装。第2师还没来得及跑到美军防区即被苏军包围俘获(第3师人数较少，始终未形成战斗力)。空军部队驾驶飞机投降了美军。苏联方面立即要求美军遵守两国曾达成的协议，将这批叛军移交苏联。
　　1946年6月3日，弗拉索夫及其部下被遣送回苏联。
　　1946年8月1日，经过审判，弗拉索夫、布尼亚琴科，以及其他“俄罗斯民族解放军”的8名领导人被判处绞刑。
　　战后，曾有人试图探究弗拉索夫叛变的真实原因，特别是苏联解体前后。甚至有不少所谓“学者”替弗拉索夫辩解，说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早日结束战争，还有人干脆声称背叛布尔什维克和背叛祖国不能等同。弗拉索夫的亲属还提出了为其“平反”的请求。
　　这种请求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并理所当然地被俄罗斯政府拒绝。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前白军首领邓尼金等人在卫国战争中抛开了意识形态差异和个人恩怨，拒绝了纳粹的劝诱，向全世界的俄罗斯人发出了团结抗敌的呼吁。相比之下，弗拉索夫等人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一朝被俘，即屈膝投降，甚至组织军队与祖国为敌，这种叛卖行为将永远为人们所不齿，弗拉索夫等人的名字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