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足音（一）]空什么足音

　　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广州东园。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5人，代表15个地方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从此，中国青年运动有了自己的核心，这个核心团结和带领一代又一代青年，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
　　1923年10月20日，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186号寓所。
　　狭窄的房子里，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在这里开会、写文章、编辑、校对。在他们手中，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如喷薄晓日，驱散青年心中的阴霾，如一盏明灯，引领无数追求真理的青年，打响武昌城头的枪声，打点奔赴延安的行囊。
　　九十年来，从北伐前线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垦荒边疆到进军科学，从四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青团始终跟随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奋斗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
　　八十九年间，从上海辗转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中国青年》这本现存历史最久、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红色期刊，薪火相传，成为一代代青年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八十九年的历程中，《中国青年》与中国共青团一样，始终澎湃着同样的激情，共振着同样的脉搏，始终是共青团工作的追随者、记录者、拥护者。
　　这样的追随，伴随着八十九年的铿锵脚步。
　　这样的记录，秉持着八十九年的忠实客观。
　　这样的拥护，渗透着八十九年的热情赤诚。
　　岁月如歌，青春风流。一代又一代青年站在时代前沿，不屈不挠奋斗，历尽艰辛求索，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青春楷模。
　　他们的脊梁织出了团旗的缕缕纤维别样红，他们的鲜血浇灌出神州大地五月的花海，他们的足迹烙在共和国曲折而光明的道路上。
　　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贡献的青年楷模，无论是声名赫赫的领袖，还是藉藉无名的青年，从救国到强国，他们都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中国青年》报道的典型，讴歌的对象。
　　而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八十九年的创办过程中，亦始终如一服务于党的工作和团的工作，坚持服务青年团结青年引领青年，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求真求善求美，帮助他们成长成功成才，正确地做事，合理地做人。八十九年如一日，一本刊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透过纸张和文字，默默传递着思想的魅力和文化的芳馨，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信仰！
　　有一种信仰成为底色——做黑夜中的盗火者，
　　唤醒沉睡的土地，为中国前途开创新纪元。
　　“一、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
　　“二、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时事与社会发展理论与办法的研究；”
　　“三、有收入的至少捐其十分之一，作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
　　——在《中国青年》创刊号里，主编恽代英写了《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的文章。
　　这三条要求，即便放在今天来考量青年人，丝毫不落伍。放在89年前，简直是平地春雷了。
　　倡议在青年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两个月后，恽代英收到了成都青年张霁帆的来信：你的三个要求，已拿在蓉社去实验，从下星期起，因为你是著这出戏的剧才的人，所以演这戏时先告诉你。”
　　恽代英很自豪地把来信登在了杂志上。在他看来，“这便是《中国青年》对于中国所引起来的影响。”1924年，全国第六届学代会上，恽代英看到与会的张霁帆衣服单薄，便脱下大衣给他穿上，自己到当铺里买了件褂子御寒。
　　事实上，作为读者与学生，张霁帆值得恽代英自豪。
　　那届学代会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两年间，张霁帆担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共青团区委书记，往返于开封与上海之间，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一次途经徐州车站时，被反动军警搜出进步书刊而遭逮捕。在南京狱中，遭受种种折磨，坚贞不屈。残暴的敌人用毒药将他杀害于狱中，年仅25岁。
　　而今，长眠于雨花台烈士墓的张霁帆若地下有知，他会以跟自己的导师恽代英比邻而伴而欣慰。
　　由《中国青年》的读者，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不惟张霁帆。正是无数张霁帆式的彗星，耀亮了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
　　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使命在于“普遍的革命宣传”，引导中国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
　　杂志号召读者不受迂腐的师严道尊的迷惑，不受志行薄弱的父兄熏染，力自振拔，不被万恶的社会所同化。
　　号召青年远离文学，远离新浪漫主义——“新中华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青年们，醒来哟！”——邓中夏在《新诗人的棒喝》中殷殷呼唤。
　　号召青年联合工农兵，投身革命运动。“俄国这三个群众所以能够革命，实因革命前俄国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到群众间去��成群结队的，到民众间去，完成我们重要的光荣的使命。青年们！去罢！（《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1923年第8期）
　　京汉工人“二七”大罢工、席卷全国的 “五卅”运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大革命的汹涌浪潮中，《中国青年》成为党、团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向各种错误思潮展开斗争的主要阵地，深受广大革命青年的喜爱，被誉之为良师益友。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中国青年》的发轫之作，镌刻进中国现代史中激昂的册页，那些年轻的编者与读者，定格为民族丰碑上灵动的精魂。
　　他们是漫漫长夜的盗火者，以个人的苦难为膏油，烛照苦难深重的同胞��
　　有一种信念贯穿始终——洒热血铸就丰碑，
　　用壮烈谱就赞歌，以牺牲迎来新中国。
　　“吾家被劫，季弟死于匪，父亲被抓，母亲重伤，祖母病危，催速回家。”
　　1925年7月1日，刘华大哥从家乡宜宾拍来急电。对此，刘华毅然复电说——“国家衰弱，强邻欺侮，神圣劳工，辄为鱼肉！我亦民族分子，我亦劳工分子，身负重任，何以家为？须知有国方有家也。”
　　彼时，上海22万工人的大罢工已经坚持了三个月之久。刘华为了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废寝忘食、积劳成疾、几至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