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旗帜下，我无憾无悔] 努力无悔,尽心无憾

　　我今年40岁了，在专职团的岗位上工作也多年了。有时，也会想到或许离开团的岗位时日已近在眼前。当意识到这一点时，心里便会感慨系之，对着那面火红的团旗，真想说：　　助手，配合党的
　　中心工作没商量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因此，比较全国其他地方来说，北京的共青团工作有时很幸运，能有机会在全国的重大工作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进入最后的阶段。那时，陈希同、李其炎、张百发等北京市的主要领导都前往蒙特卡罗参加最后的申办活动了。申办团临出发前给北京的申办活动定的方针是：要保持适度，既不能太高（万一申办不成，使市民失望），也不能降温。但不久，蒙特卡罗申办前线即来电，要求北京的申办活动升级，推出大动作，支援申办前线。当时，世界各国上百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正云集北京，采访北京的奥申情况。
　　那是个星期天，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李志坚打电话给我，向我传达了申办前线和北京市委的决定。
　　当天，我同团市委有关干部紧急商议后，即向李志坚汇报了我们准备的两个方案。
　　一为小型活动方案，即在天坛公园组织万名青年集会，声援申办奥运。
　　二为大型活动方案，即组织5万青年上长城集会，表达中国青年要求申办奥运的决心。
　　我们希望，市委择其一而定。
　　不料，市委电告我们，两个方案都要上。一天上一个。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那么多的人，落实两个活动方案，这对于经常搞大型活动的团市委来说也是从未有过的。但当时，申办奥运，对于北京、对于全国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在这样的大事面前，共青团义不容辞当挑重任。
　　经过努力，一天后（即周二下午），我们就在天坛公园祈年殿下举行申办奥运的声援大会。祈年殿，是古代帝王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祈求国泰民安的重要活动场所。那天，我们把奥运标志的五环做成大模型，摆放在祈年殿下。这一实景构成了北京申办奥运的巨大宣传徽，近万名青年就聚集于下，虔诚地希冀，世界能给北京、给中国一个机会。
　　隔一天后，我们又组织了5万名各界青年，分乘上千辆车，赶赴八达岭长城，数万面国旗、红旗辉映在长城上下。为了反映这一壮观的场面，我们事先曾与空军部队联系，用直升机进行航拍。但那天因为长城顶上阴云密布，且风力特大，飞机不能在此空域飞行。可没想到，当我站在长城上，代表全市青年发言后，接着几万名青年将奥林匹克会旗在长城上传动、欢呼，倏地，长城顶上的乌云散开，露出了缕缕阳光。空军告知，现在长城上空可以飞行。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当时再找别的摄像师已来不及，于是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炜，扛着摄像机赶往机场，空军的一位师长亲自驾机，并将刘炜绑在机门旁，进行摄像。当飞机出现在长城上空时，长城上一片欢呼声。
　　按照中国的历法来算，2000年是龙年，龙的传人多么希望在进入新世纪时，能夺个头彩，申办成奥运会。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申办奥运已成为历史，只是在这一过去的历史中，共青团努力过。
　　干共青团，功在
　　社会，利在青年
　　在亚运会期间，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曾对亚奥理事会官员介绍：“为什么我们亚运会的群众场面这么精彩，因为中国有个共青团。”当时，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对共青团的最好的奖赏。
　　此后，凡在北京办大型运动会，群众工作部就由团市委来组织，群工部的部长就由团市委书记出任。因此，去年的远南运动会就由我来当群工部部长。
　　接受这工作后，我感到最大的压力就是如何让社会了解残疾人，了解远南运动会的意义。一天，我在同一些残疾运动员接触中，被他们介绍的事迹所感动，好几次都是强抑住往外流淌的泪水。于是，我就有了组织远南残疾人运动会报告演出团，请几位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和演员来说演自己的事的想法。此方案提出后，很快得到各方支持，由邓朴方同志亲自出任该报告团的团长，我任副团长。
　　第一场报告演出，我们选择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试演，结果大获成功。
　　接着，在中国人民大学为大学生举行报告演出。许多大学生眼含热泪观看报告演出，报告演出一结束，大学生们争相邀请残疾人运动员和演员在自己的衬衫、背心上签名，当场有300多人报名作远南运动会的志愿者，表示要为残疾人运动员服务。
　　此后，被社会称作远南冲击波的这个报告团，在工人体育场为数万名观众作过报告演出，还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作过报告演出。我也曾多次被残疾人演员孙晓梅邀请，同台演唱《英雄赞歌》。
　　我想，当远南残疾人报告演出团被称作远南冲击波，风靡首都，冲击各界人士心灵时，我觉得我和团市委其他干部的付出也就值了。因为团干部希冀的是党的事业的发达，希冀的是团旗永远在丽日或风雨中飘扬。
　　干团的工作，最幸福
　　的时候就是得到社会
　　的理解和群众的支持
　　这几年团北京市委连续3年组织青年治河，我也连续当了3年的治河工程的政委。
　　第一次，是参加颐和园昆明湖的清淤工程。昆明湖自颐和园建园以来从未清理过。当我们要清淤的消息传出后，便有人说这是风水宝地，是龙骨，不能动土，谁动了就要遭报应的。当时我们的清淤指挥部设在万寿山脚下的戒寿堂。说来也怪，每到晚上屋顶上就吱吱的怪声咋起，有一个记者在那住了一周，天天晚上吓得睡不好，后来就不敢住了。
　　我们没有听这邪的，照样天天清淤，苦战了一冬。
　　次年，昆明湖注入清水，碧波涟涟。当人们泛舟于昆明湖上，徜徉于昆明湖畔，或许会记得我们的辛苦的付出，或许根本不知道我们。但这一切又何妨呢？
　　当然，我们清理昆明湖也没遭到什么报应。如果真要说有什么报应，那就是这几年干团的工作，我们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记得我们在治理永定河时，有一段河道要取直，需要搬迁一个小村庄，一些村民不愿搬。我们便发动村团支部做工作。这村的团支书是个刚结婚不久的女青年，这次搬迁也就意味着她的新房要被拆掉。由于这位团支书带头作出牺牲，在她的带动下，该村搬迁工作很快顺利完成了。为此，陈希同称我们为“治河先锋”，年底，李其炎市长还到这个女支书家去慰问。
　　我的团干生涯，应当不算短了，但我好像还没干够。因为，共青团给了我很多很多。我刚踏入社会时，在北京郊区插队，不久就被选作村团支书。我至今忘不了我们为村民上夜校，在昏黄的灯光下，那些渴望知识的眼光；我也忘不了为了试种水稻，彻夜地在井房看水泵，独自伴着星光对着郊野放歌的情景。或许就是那段生活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石。
　　真的，共青团给了我很多很多，假如人生能再一次重新选择，我仍将选择共青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