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乐的蚂蚁和绝望的自杀者之间（我的经历）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本来是属于我的一个在我出生前一年一问世便夭亡的姐姐的。而能把这个位置保留下来并延续至今，得感谢一位现在不知姓名也不知去向的“工作队员”，是他，把3岁的我从池塘里救上来，交给我昏厥过去的母亲。我的一切，都是别人赠予的。我正在寻找报答的方式。
　　从小，就没有任何人对我抱有希望。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小儿子活不成……”那年，我刚刚5岁。我10周岁读一年级，11岁留了一年级。父亲绝望时呵斥我：“你文不能拆字，武不能提刀，毫无出息！”而到了我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之后，比对我的绝望更煎熬我的，是人们对我的过多期望。无论是绝望或期望都能改变一个承受者的人生，只不过前者有时是积极的，而后者有时是消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为着别人的期望活着。
　　我把北京大学看成是第二个母亲——精神之母。不过，我“临盆”时的阵痛，不是“母亲”承受的，而是我自己承受的。我对母校怀有永恒的谢意。
　　我的第一个情人是诗歌。我为她献出了将近10年的忠贞。她不辜负我，抚慰我心灵的苦痛，陪伴我度过孤独的黄昏。我并不写诗，只是拯救心灵。
　　我现在身陷官场是命运对我的捉弄。我与诗歌“自由恋爱”，但经济学是我的“包办婚姻”。在大学读了4年我并没有申请过的经济学专业之后，才对经济学有了点感情。我给诗歌的临别赠言是：“救不了国家，救不了民族，要诗又有何用。”或许正是这句话诱使我误入官场又难以自拔。
　　我平生有三件憾事且无法补救：母亲早逝，身材矮小和嗓音难听。我喜欢诉说，又为给无数人的听觉带来不快感到万分抱歉。许多未曾谋面的友人一见面都惊讶于我的年轻，那是因为他们在电话上听过我衰老的声音。
　　我面对自己时思考社会，面对自然时才思考人生。思考人生不是我的职业，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人生便庸俗浅薄，总是思考人生则必定自杀。我生活在快乐的蚂蚁和绝望的自杀者之间。我对自己的处境深感满意。
　　窃以为人生只不过是对死亡的一场艰苦卓绝但必定失败的战争。我对一些人想不到自己是要死的感到无比惊诧。他们攫取一切，仿佛要永远活下去；或者不敢思考，好像能长久地苟且偷生。我怜悯那些英年早逝而思想没有自由的人，并下定决心不做这种人。人以什么方式活着，决定于他有没有思考过死亡，以及用什么方式反抗死亡。
　　我庆幸自己没有登上金钱的债台，但欠债最多的是友情和亲情。我试图一有时间就偿还那些对我的等待、思念、眷顾和关怀，但越偿还债务就越沉重。我与时间的冲突，造成了我心灵的大部分苦痛。
　　我特别看重好名声，并认为它比生命更重要，因为名声是死后的生命。活到最近我才明白，对一个人还有比名声更重要的东西，为了它，可以牺牲名声，这就是思想的真诚与历史的责任。
　　迄今为止，我最重要的经历不是空间与感官上的，而是思想上的。我经历了从一个绝对主义者向相对主义者、从极端主义者向边际主义者的转变。我开始厌恶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喜欢“不上天堂宁肯下地狱”的豪言壮语，疏远“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两极思维方式。我认为人类的大部分灾难都来自在于这种思想的幼稚和行为的悲壮。
　　我说不清自己爱好什么，只知道自己不爱好什么。我不爱好与名人照相，以及用夸张的手势和过激的言辞赚取如潮的掌声，更不爱好把表达思想等同于表演戏剧，只要一听见嘘声就赶快由花旦变成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