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红色【橙红色的太阳】

　　姚凯1953年生 长春市儿童医院口吃矫治班医师　　（世上的病千奇百怪，其中一种叫作口吃。口吃，又称结巴，结巴最怕说话，人活着又非说话不可。　　口吃本可以自我矫治。由口吃者转而成为能言善辩的语言巨人的可以列出一连串十分响亮的名字：詹天佑、鲁迅、巴金、胡耀邦、曲啸、田中角荣……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口吃者都能由自身完成这种矫治。想说不敢说，不说又需要说，一说就怕口吃，越怕口吃越厉害。此过程反复出现，恶性循环，到了这步田地，口吃者便陷入深深的痛苦难以自拔了。
　　姚凯本人就曾经是个症状严重的口吃者。而现在，他已治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六千余名严重口吃病人。他的疗法被称作“姚氏疗法”。
　　姚氏疗法的发明者姚凯现在对着我口若悬河。）
　　我这人有点儿狂。我先给你讲一句我的人生格言：“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时是赤条条的，走的时候却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点儿痕迹。”我认为我这个人就属于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痕迹的人。
　　——我不以为这是狂。
　　好，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去年，市里一位领导找我谈话，动员我到一个单位去当党委书记。我谢绝了，我说：“长春市能当党委书记的人多了，但是能矫治口吃的，就我姚凯一个。”
　　——这也不叫狂。
　　那我再举个例子。有个记者来采访，他说：“姚凯，你是省劳模、市青联副主席，是个响当当的先进人物，我预感到我能写出一篇叫得响的报道。”我说：“未必。”他问为什么，我说：“恕我直言，听你讲这么几句话，我也有个预感，我预感到你不会了解我。”他不高兴了，随便谈了几句，走了。
　　——这都不叫狂。这不过说明了你的直率，也许还带点儿幽默。
　　（大笑）你这人也挺直率。其实过去我是个很窝囊的人。我说的是活得窝囊。我小时候结巴就是出了名的。上小学到上中学，没一个老师敢叫我在课堂上念课文或回答问题——我一站起来，这堂课接下去就什么都别干了。看着别的同学伶牙俐齿的，我是真羡慕啊。有的同学还就欺负我是结巴，故意用话逗我。我想跟人家讲理，可就是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就用拳头。有时候揍了人家，有时候让人家揍了。不管谁揍谁吧，反正很多问题都通过拳头得到了解决。这么一来，说话的功能就更加退化。等到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我已经基本上说不出一句整话了。
　　——那时候你有过什么理想吗？
　　说实话，那时候我连继续上学都失去了信心。因为听说上了大学就会有很多口试，最后还要论文答辩，这在我是不敢想象的。但我也有我的理想，那就是长大以后要发明一台机器，这个机器装在身上，可以代替人说话。你想到什么，机器马上替你说出来了。，我还画过这个机器的外形图，开始是饭盒那么大，后来是火柴盒那么大了。我想，得小点儿，装身上看不出来。
　　后来有一件事打破了我这个幻想。我插队的时候，集体户里丢了钱，32元。户长把大伙儿召集起来，让挨着个儿说清楚。谁都说自己没拿，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自然。轮到我了，我怎么也说不出来，脸憋得通红，浑身憋得冒汗，那模样就跟偷了钱一模一样。户长一看，也不再追问了，说：看你以后行动吧。看我什么行动呵？根本不是我拿的嘛！可我最后也没说出一句话。我当时死的心都有了。以后大伙儿也不提这事了。我就拼命干活儿。在乡下干了三年，我真是差点儿把命搭上。但我也由此赢得了好评。后来招工啊征兵的，都先推荐我。这倒使我悟出一个道理：语言不足的时候，可以用行动去弥补。
　　我当时想，好了，以后除去说话之外，我在所有的地方都要争第一。当兵在部队干了五年，入了党，提了干。1977年转业到地方，在医院搞麻醉，学专业，干工作，我都处处走在前面。连找对象也是这样，你别看我身高不够，貌不惊人，还是个大结巴，我爱人可是各方面都不错的呢。我始终就是回避一件事：说话。我去买烟，专找烟摆在玻璃柜台里的商店，进去用手一指，售货员把烟拿出来，钱一交，走了。摆在货架上就不行，指半天指不明白。单位里开会，快轮到我发言了，我就“上厕所”。楼道里转一圈，回来先扒门缝听听，隔过我了，就进去，没隔过就再转一圈。当然这是躲得过去的，还有躲不过去的，那就只好硬着头皮一个字一个字蹦。
　　跟我爱人结婚前，头一次去她家是拖得不能再拖了才去的。一路上我就想，见了她母亲该叫大娘，见她父亲该叫大爷，这起码的礼貌是一定要做到的。等到进了门，她母亲迎出来，我想叫，那个“大”字可怎么也发不出来了。我又攥拳头又挤眼，最后干脆叫了声“娘”。这倒是显得挺近乎，屋里人都笑了。我事后想，亏得她父亲不在家，要是她父亲在，怎么叫？把“大”字省去，不就成了“爷”了？谢天谢地！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决心矫正口吃的？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这件事以后。你想，老躲着说话，癞蛤蟆躲端午——过了初一过不了初五。人不可能老不说话呀。而且我想的是，通过对自己口吃的矫正，摸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路子来。如果成了，我姚凯就要矫正天下的口吃！口吃太痛苦了。
　　既然起点比较高，颇有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劲头，下的功夫也比较大。我既要取得实际经验，还得找出理论依据。我系统地学习了生理学、心理学、神经学、哲学。大概我自己的口吃矫正后一年多吧，我就写出了三十多万字的《口吃病治疗讲义》。
　　我这个人认准了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医院领导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四年多时间里，我们开办了五十多期口吃矫治班，治好了六千多人。
　　——我看过你们事迹材料，那上面提到你星期天和节假日很少休息、妻子病了不能照顾、女儿盼你回家过年盼不来，还有你拒绝了许多地方的高薪聘请。
　　这都是事实。但是你知道，所有的事迹材料都是把一个人当作“先进”而不是当作一个“人”来写的。所以人们看过事迹材料之后往往会得出这么一个印象：好像这些先进人物一个个都是除了工作、学习、事业之外一无所想，好象都六根清净、七欲全无，不是圣人就是苦行僧似的。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姚凯没这么纯洁。我觉得一个人的责任是多方面的：对祖国，对民族，对事业，对家庭还有对亲戚朋友。能兼顾时还应该尽力去兼顾。结婚的时候我就对我爱人说：“你嫁给我姚凯了，你等着。只要不打仗，不地震，别的女人能有的精神的物质的，你都能有，”现在你去我家看看：冰箱是夏普双开门，彩电是日立二十英寸，此外沙发、席梦思、地毯一应俱全。我爱人一直想去北京玩玩，我专门抽时间陪她走了一趟，让她开心。到北京我说：“既来了，咱也奢侈奢侈，北京所有大饭店，你想吃哪儿你就点哪儿！”我爱人根据我们的经济实力，只点了烤鸭店。（笑）不在于吃什么，这是夫妻之间的一种气氛。我还专门给我女儿请了老师，让她学琴，学画。今年该上学了，长春哪个小学最好？第一实验小学。就上那儿！进不去怎么办？进不去也得进。别人的女儿能进你这个姚凯的女儿也能进。你从前门进我也从前门进，你从后门进我也从后门进！最后硬是进去了。
　　省里一家杂志记者采访我，说：“姚凯呀，你的这些事我可不能写呀，写了总编也得给我删了。”（笑）
　　——我可以写。而且我们总编大概不会删。（笑）
　　我觉得那些荣誉啊、职务啊，都不是你个人所能把握的。你个人所能把握的只是你自己。
　　——那么你以后准备怎么把握你自己呢？
　　我这一生已经和语言障碍纠缠在一起了。我深受语言障碍之苦，我也努力向它进攻。口吃我已经拿下来了，但是往下还有吐字不清啊、发音不全啊、还有哑巴。口吃是心因性疾病，器官没病，这好办些。但再往下攻就要遇到器质性疾病了，难度就大了。我是决心走下去的，我已经着手研究吐字不清了。能走到哪儿，我不敢说。但每往前走一步，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就会重一点儿，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也就是我对自己以后的把握。
　　（题图： 岳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