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枫泾乡友与程十发】 程十发
[编者按]“**”后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批画家,来到金山枫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他们原本的想象不同,在这里,在城里被批斗、歧视的美术家,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和关照,感受了特殊时期里少有的人间温情。为纪念当年的那段温馨岁月,本文作者特撰文回忆了画家们与枫泾镇几位乡亲的交往……
相遇
“乡友蒋先生”是程十发程老对蒋澜的称呼。当我们作画时,他在一旁不断地称赞,并连声地叫道——灵光真灵光,久而久之我们都叫他蒋灵光。
我与他的结识说起来还有点戏剧性。由于我所在出版社工宣队长的命令,我从偏远的胜利大队搬到枫泽镇上来继续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边劳动边创作。镇上的政宣组长老顾对我说暂时住在公社礼堂的阁楼上,他正在寻找一个适合我居住的地方,要我安心地休息,并说到街路上看看,了解一下镇貌。
镇上确实比农村生活要便当,而聚集的大多是工薪阶层,从文化上来讲要比农村高出许多,我感到如同进入天堂。此时正值深秋,吃过午饭后我经常在公社大院里孵太阳,享受这秋日的大好天气。有一天我照例依墙而歇,半睡朦胧地看到两个人影,他们正在背光的窄弄中向我张望,这条窄弄通向公社大院的后门。突然其中一位来到我的面前,他剪着平头,个子不高,简直像我画的日本兵。他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径直问我你是不是韩和平,我点了点头后,他像得了法宝似的消失在窄弄中。我十分纳闷,今天碰到鬼了?还在我狐疑之时,两个人又同时现身在我的面前,第二人与他个子相仿,留着发身着工作服,开口就说:韩大师!十分唐突打扰您了,鄙人与长里兄特意来拜访阁下,真有些欠礼。这种文绉绉的话好像隔世之音,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处在窘迫之中不自觉地问道,你们找我有什么贵干。他说镇上传说上海一位画家下放到枫泾,前些日子曾来公社打听,说先生在胜利大队,昨天又传闻您回到公社,因此利用今天中午来探明一个虚实,真巧有幸能见到大师的尊颜。他是标准件厂的会计叫蒋澜;另一位是长里兄——玩具厂的美术设计师。
真没想到天涯有知音。我与丁斌曾先生创作的连环画《铁道游击队》,它给我带来了荣誉同时也让我在“运动”巾大吃苦头。我们这些人在有些人的眼睛里是资产阶级“三名三高”的代表,永远是批判的对象,而在另一批人的眼中我们给他们创造了精神财富,因此对我们十分仰慕。我想,这是我国传统文化所使然。
蒋先生既然来探寻我,我也同样要探寻他的究竟,在他的邀请下我来到他的家。从北栅去红旗小学的街路上有一条不长的小巷,叫赵家弄,白色的粉墙由于时间的作用,历史的陈迹使它呈现成灰白色,从路面到墙根长满了苔藓,伸出双臂就可触到高大的墙,仰头能望见一丝蓝天,年久的石板路已磨得十分光滑,说明年代已久。走到巷尽头突然开朗,一片菜地延伸到河浜,深秋的荷花零星的几株还在那里斗艳,突然想到清朝诗人的名句——“我爱临河三间屋,十里荷花红到门”。他家的大门正对着那块荷塘,推开门,一个小院落里一棵芭蕉树挺立着,天竹穿插其间,在白墙衬托下,好像置身于国画之中。绿砖的地面有一只小乌龟缓缓地在爬,真像宋朝诗人的名句“应怜屐齿印苍苔”的意境,看来主人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老式文人。
洁净的三间屋中有一间一分为二,后一间是他的书房,房间虽小但布置得十分高雅。一张画台上放着文房四宝,并有一个自制的沙发,依在有限的空间里,在它的后面有一幅“半农书屋”的横幅。我明白了,他是一位有较高层次的文人。他拿出一本册子翻给我看,尽是有关美术类的报刊剪贴,竟然还看到有关我的报道,看来此人不同寻常,我只有刮目相看了。这天不是星期日,我不能影响他,就说:你上班去;我回公社,改大休息日我再来造访。
文化站
老顾终于给我找到了一处令人满意的住所,是卫生院的职工宿舍,沿河还有一个平台,过往的航船经常停泊在这里。而出门就是南栅的南大街,我每天要从南栅到北栅来回三次,因为老顾给我安排到北栅供销社食堂搭伙,供销社是老顾过去领导的单位。或许是掌管物资的单位,伙食自然比公社食堂要好,掌勺人是一位瘦而高的妇女,大家都叫她“老阿爸”,枫泾人管姑姑均叫“老阿爸”,真有点清皇室叫皇太后的称呼。她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肚肺汤叫我流涎到现在。这时出版社又来了两个人,一位郑家声,是我的同行;另一位是个小青年,他的任务是来向我学习创作的。三人住在一起有点挤,我就去找镇党委书记李婉华。她与我认识较早,她的丈夫原是公社一把手,后调到县里当副县长,或许她是书香之家出身的,对我很友善。一经我向她提出能否在镇上找个宽适的房子时,她十分爽快地说,住到文化站去,我跟他们讲—下。这样我们住进了文化站最后一进的楼上。
文化站是个老宅子,从进门到我们的住处要经过九道门,据说有“老爷”出现(老爷者鬼也),平时大门紧闭,剧末周日开放,安静得很。文化站的站长是位帅哥,姓孙,但一般叫他阿扣子;另一位姓郭,人们叫他阿发。平时他俩在我们对楼工作,说老实话也没有什么事可做,更多的时间是陪镇上两个名人闲聊:一位是笔杆子——负责业余教育的叫连观;一位是教育口的叶龄逸老师,大家习惯叫他一〇一。开始他们对我们有些警惕,总觉得我们的出现让他们很不方便,我们也不玄打搅他们,但画画毕竟有些吸引力,有时过来看看我们创作,时间一久就熟悉起来,大家后来竟成为好朋友。
文化站边上有一家大门面的烟杂店,每天我们都要去那里买香烟。店员是三个小叉头(小姑娘的戏称),一个叫美香,一个叫大君,还有一个叫咪咪,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开头她们像对一般顾客一样对待我们,态度很冷淡,因为她们掌握着卖烟的大权。或许我们每天都去光顾,在她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好奇,几个人开始注意我们了。每天早中晚三次我们一从文化站出来去供销礼食堂吃饭,就进入她们的眼球,有时小叉头们的白马王子和我们在一起,在她们心里产生了作用,每次我们去买香烟时就问东问西,因为郑家声喜爱凤凰烟,一般不卖给别人的凤凰烟也会主动拿出来。每当她们打烊后就跑到文化站来瞎聊,更对我们有益的是为我们洗衣服。街面上的商铺里的服务员大多是她们的小姐妹,由于美香们的宣传,都认识了我们。夏天来临之际,枫泾的冷面是脍炙人口的,高高个子带有雀斑的冬梅,给我的冷面都高出碗口许多,二两面起码给你三两有余,使人感到难为情,这是剥削了其他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