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工厂生活实录(2001):工厂用童工罚款多少钱

　　民间语文资料：记录056号　　读完初二，我就辍学了。在这之前，看到同学在公社学做衣服时缝出来的衣服，我怦然心动，也有意要学缝纫，想学会了我便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裙子，我觉得看到一条条漂亮的裙子从自己手里流淌出来是件非常美好的事。然而，这美好的想象还不及受孕，就被扼杀在了肚里。
　　某天妹妹从大娘家一边跑回来一边高兴地嚷着，哦，姐姐要去打工喽!我感到愕然，呆呆地没说一个字，像突然成了一个哑巴。我心中一阵震颤，有隐隐的恐惧，对于打工，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爸爸回来后跟我说，大娘的三女儿要去深圳，顺便带我去。我又突然能说话了，脱口而出反驳道，我不去打工。爸爸说，你不读书，不打工，干什么?
　　我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另有隐情。自从看了《外来妹》这部反映打工生活的电视剧后，我就对打工生活产生了排斥，它使我变得敏感而脆弱。我曾无意中看到爸爸写给妈妈的信，说妈妈打工的时间不会太长，让她跟德英把关系搞好，到时可以让她关照我和妹妹进厂的事。当时我想，我是不会去打工的。当我向班主任刘霞老师表示不上学时，她说，你这么小，不读书要去打工吗?我也想，我才不会去打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不属于打工一族。
　　几天后，黄昏时分，我和妹妹及另外一个小朋友在二叔的坝子里玩得正起劲，三姐叫我收拾东西，准备明早出发。我的笑脸顿时僵住，明知逃不过，却不曾料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迅捷而突然，我陡然间失去了玩耍的兴趣，陷入惶惑之中，我的少年时光戛然而止。
　　爸爸和刘霞老师的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打工。他们在传递一条信息：要么读书，要么打工，只能二选其一。不读书，便只能打工，这似乎是大多数农村少女的出路。
　　爸爸和妹妹把我和三姐及她的男朋友一起送到了县汽车站，从头至尾，我恍如飘在梦中。当天没有买到车票，便到三姐男朋友的亲戚家暂住一个晚上，我当时无法表达出愉悦心情。吃过午饭，爸爸和妹妹起身告别，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真希望他们能把我带回去。
　　1996年9月26日，我沐浴着秋阳，踏上了深圳这块热土。14岁的少女，眉眼还没长开，脸上还带着孩子气的茫然与天真，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懵懂无知。我皮肤黑、身材瘦、个子矮，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德英表姐的宿舍在妈妈厂对面，我暂时住她那儿。中午，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妈妈厂门口鱼贯而出的人群，写字楼文员张健在厂门口看见了我，对妈妈说没想到我是如此之小的一个小娃儿。一个星期后，妈妈厂里招工，张健没敢让我去写字楼填表，怕日本人发现我是童工不让我进去。我的所有证件都是从表姐处借来，张健帮我办好入厂手续，帮我把厂牌、饭卡放在妈妈床上，我直接去上班就行了，感谢她的周到，安排我跟妈妈一个宿舍住，一个包装部上班。
　　工衣没有任何款式可言，直筒式的，遮住了我娇小玲珑的身材，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臃肿，但它难以掩盖我稚气未脱的脸。我要牢记，从这一刻起，我的名字叫余真联，是这家日资企业的假名童工，在年满十八岁，拿到身份证之前，要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当城市女孩还在妈妈怀里撒娇，我已开始自食其力。
　　包装部一条拉七个人，拉头两个清线头的，中间一个人查后幅，一个人查帽子、袖子，一个人查前幅，一个人查里布，拉尾是一个总查。我被安排在妈妈那条拉上清线头，妈妈是总查，我们一个在拉头，一个在拉尾。指导工叶×青可能是怕我和妈妈上班说话，一个星期后把我调到另外一条拉。上班不能说话，个个面无表情，只顾埋头重复着手里的动作，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想什么，但我猜想他们也会想家想未来，人不可能没有思想。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安于现状，一种是希望改变现状。上班也不能坐，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进厂一个星期后晚上加通宵，仍然一分钟没休息，也没坐，有个女孩想打瞌睡，直叫“妈妈”。我虽然一抬头就能看见妈妈，但想到母女俩都在受苦，心里像吃了一枚酸涩的果子一样难受。
　　宿舍一层楼住一百多个人，只有宿舍两头才有洗手间，十几个水龙头，每天洗澡、洗衣、刷牙像打仗一样，我们刷牙只能预先用桶准备好水，在走廊上刷。进厂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在桶里盛了一杯水，拿起牙刷挤好牙膏到走廊上刷牙。我喝了一口水，一个河南门卫从我身边经过，我退后一步，待他过去，我把嘴里的水吐出去，谁知他转过身，恶狠狠地说，把厂牌拿出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手伸向我的工衣口袋，搜寻未果，他二话不说，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我拽进了宿舍，舍友的目光全部聚集在我身上，个个面不改色，只有妈妈气得脸红耳涨。委屈与愤怒袭击了我，骄傲与自尊使得我的心里充满了抗拒，不愿使门卫称心如意。门卫似乎等不及了，又怒吼了一声。妈妈自知敌不过他，让我把厂牌给他，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拿了出来。
　　门卫拿着厂牌扬长而去，我却躲到洗手间去哭，不仅为要被罚200元款。更为人格受到侮辱。妈妈来劝我，说她刚才气得要命，如果是在家里谁敢这样对我，她非跟他拼命不可，但出门在外是为了挣钱，有时必须得学会忍耐。妈妈帮我把眼泪擦掉，拉着我的手回到宿舍，我们一起爬上床，拉上床帘，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妈妈也忍不住哭了，我们的泪水泛滥成河，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母女俩抱头痛哭。妈妈说，她进厂时不知厂规，也是遇到这类情况，被罚款15元。有一次李经理到宿舍检查，在走廊上，有青苔，也有人倒的水，他滑了一跤，连腰间挂的钥匙都摔掉了，他爬起来，恼羞成怒，用白话说，罚款200元。以后，这个厂规就兴了起来。门卫抓一个厂牌罚款200元，和厂里各分一半，他们每到晚上员工下班，就像猎人来寻找猎物，有时早上也来，行踪不定，弄得人心惶惶。李经理原是罗定人，十几年前来深圳，如今是地头蛇，对员工极为苛刻，日本人开厂时给员工的底薪是600元，他说给400元大把人做。在这种人的领导下，没有人会有好日子过。
　　厂里80％都是湖北仙桃人，其余就是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人。他们大多数都有车衣服的技术，但文化程度不高，仙桃也有厂，有的女孩十几岁便不读书了，她们去学电车，学会了就出来打工。有的管理人员自持(恃)有技术，在厂里是当官的，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示人，每天都凶神恶煞的样子，骂员工不顾别人的自尊，有时甚至非要把人家骂哭才甘心。有的管理人员还专门整员工，曾有一个管理人员提出如果当天员工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完成规定的产量，就“拖班”(即本来只算十个小时的工资，干活却是十一个小时或十二个小时)，其他管理人员也积极响应这个做法，如此一来，员工经常一天要白干一两小时，而任务繁重，都是管理人员自作主张规定的数量。有很多事情，日本人并不知情，被管理人员把一个好厂弄得乱七八糟。工厂大门中午不开门，有人来找老乡，隔着厂门谈话，活像探监。员工多，到饭堂排队像一条长龙，打来的饭菜像猪食，难以下咽，我通常只吃两口就跑，上班饿着肚子坚持。车间灰尘很大，加上加班加点，永远欠着瞌睡债，早上起来头脑昏昏沉沉，眼睛像被什么东西蒙住，看人看物都是一片模糊。我刚来时每晚跟妈妈摆龙门阵，直摆到她完全睡着，早上都是我叫她起床，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不行了，晚上下班我冲完凉就往床上一倒。妈妈洗好衣服，用电饭煲做好夜宵叫我，我睡得正香，从床上爬起来真像受了酷刑。这些尚能忍受，最难以忍受的是管理人员的辱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