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堂 从豁蒙楼到深柳堂

　　去岁深秋抵金陵，正是桐叶飘零时。下榻处在梧桐大道左近小巷，走几步就是“总统府”。薄雾微雨，气温骤降，“总统府”内人潮汹涌，续写辛亥年的热情。我在后花园几处太湖石前稍稍驻足，在书店翻了翻本地旅游手册：下一处就去不太远的鸡鸣寺。
　　在车站茫然四顾，叩问老阿姨。她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老有人找鸡鸣寺，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呢。”惟独自游逛令她讶异而不安：“你又不是小年轻，怎么会一个人出来玩呢？”我只好说开会顺便云云。“哦，开会啊，那就对了！”彼此都如释重负。她邀我同行，熟人一样闲聊着走到三岔路口。她右拐，嘱我左拐，叮咛切切，似有不舍。“看完鸡鸣寺，你再去玄武湖好不好？我下午会去的！”“好！”我摆摆手，目送她踩着梧桐叶，挎一篮子水芹菜鸡毛菜倒笃菜小香葱，消失在雨丝风片里。
　　这正是我喜欢的江南，情谊宛然，疏密有致，风物清淡，气象平正。通往鸡鸣寺的路上人迹寥寥，车辆一无顾忌呼啸而过。“古鸡鸣寺”山门就在路边，佛塔庄严，耸立在山顶隐约处。从门口领三炷香拾级而上，前后俱不见人影，好似只我一个游客。微雨初歇，雾霭始散，尘嚣渐远，无明渐明。天光已近正午，朝露已逝，秋草未凋，阶上无旧尘，篱下有新菊。过菩提轩、般若廊，在各大殿礼佛如仪，心中粘滞便渐次脱落，亦无期待，亦无渴盼，只凝神脚下，一步一步朝前走、朝上走，一直走到观音殿和豁蒙楼前。药师佛塔正修缮中，此地就是最高处了。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说鸡鸣寺前身就是梁朝诸寺之首同泰寺，梁武帝四次舍身出家同泰寺，作《断酒肉文》，汉传佛教遂传素食之制，鸡鸣寺亦以素食发源地自处。九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刚过不久，豁蒙楼前张贴了一张红纸：特供“观音赐福面”。
　　随意选靠窗位置坐下，才发觉此处真是妙不可言：厅堂三面皆花格明窗，凭窗临风而眺，丛林飞鸟房屋瓦舍尽在眼底。玄武湖与视线平，水色如铅，水波微兴。此时天色又转玄暗，风疾而树动不止，遂想到张之洞起意修豁蒙楼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2年，其时清王朝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变局三千年未有，正合眼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天地景象。
　　“豁蒙”二字典出老杜《八哀诗》之《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咏叹往昔异族犯边，中原板荡，深切的忧虑终于豁然荡开内心的蒙蔽，家国情怀和个体生命、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终于挂搭在一起，两不落空。人有具体的忧愁才有具体的挂念，有具体的挂念，推己及人，才有愍念众生之胸襟，才能跳出一孔之见的蒙蔽。若无“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心地，何处拣得如此佳句！
　　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曾携门生杨锐游鸡鸣寺。杨锐诵读杜甫赠李邕诗，于后四句反复吟咏，听者无不动容。杨锐回京后，戮力辅佐光绪推行新政，百日维新期间的大量诏书皆出自其手。这场“帝后之争”以新政“六君子”的惨烈牺牲而收场，“六君子”中有谭嗣同、有杨锐。四年后张之洞故地重游，决定修葺旧楼，名之“豁蒙”，亲题楼名，撰诗纪胜：“城外湖皓白，湖外山苍翠。南岸山如马，饮江驻鞍辔；北岸山如屏，萦青与天际。鹭洲沙出没，浦口塔标识；烟中万楼台，渺若蚁蛭细。亦有杜老忧，今朝豁蒙蔽。”想来此举不光出于对学生的缅怀，更有深意留于后人：国忧远未销，蒙蔽远未豁，振铎以醒世，来者当不怠……
　　张之洞力主洋务，以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条好路子，未曾想体用如何二分，西学既广为其用，中学必日失其体。豁蒙楼1904年落成，1909年张之洞仙逝，无缘目睹两年后的辛亥革命从根子上掀动中学之“体”，中国走上“现代”的不归路。这个被孙中山称为“不言革命的革命家”把他的启蒙之梦、现代之思永远留在了鸡鸣寺。
　　去年是为辛亥百年作纪念的年份，孙中山宣布帝制推翻民国成立的总统府自然热热闹闹。然而没有无形的力量引领人们登临此地怀思现代中国的前驱张之洞、现代革命的前驱杨锐。豁蒙楼倒是成为民国文人的最爱，朱自清以为在南京感慨诸如“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都是陈词滥调，“所以我劝你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台城外明净荒寒的玄武湖就像大涤子的画。豁蒙楼一排窗子安排得最有心思，让你看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1929年，中央大学教授黄侃等七人在豁蒙楼联句，有“蒙蔽久难豁，风日寒愈美”、“钟山龙已堕，埭口鸡仍起”尚算感时之句，聊抵老杜之忧。今天的豁蒙楼其实是以素面为特色的素餐馆。我且吃一碗“观音赐福面”，诵几声观音圣号，愿耳根圆通的菩萨观世音声，救苦救难，愿天下志士获得慈悲之力，从此勇猛无畏。
　　“六君子”在北京城菜市口赴死之时，南京城的一处宅院也遭到查抄，那就是杨文会居士的“深柳堂”。杨文会因弟子谭嗣同而受牵连。杨文会字仁山，创办了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有人称他是“近代佛学复兴之父”。梁任公言：“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居士门下，除谭嗣同，尚有梁启超、欧阳竟无、释太虚、章太炎、高鹤年等僧俗两界砥柱人物。鸡鸣寺现任住持莲华尼师的母亲，就是高鹤年居士的侄孙女。告别鸡鸣寺，天光尚昏昧，在豁蒙楼远眺，玄武湖笼罩在暗沉沉的迷雾中。老阿姨还会去吗？我想只好爽了约，去金陵刻经处和深柳堂看看吧。
　　杨仁山恰在戊戌年往生，这样一个大菩萨本来也应该纪念一番的。然而金陵刻经处之所在连出租车司机都很恍惚。杨仁山（1837—1911）和张之洞（1837—1909）同一年出生，离世也只差两年，他们的生活时空几近重叠，却鲜有人把他们放在一起谈论——从张之洞到六君子到杨仁山，恰恰勾勒出晚清士人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尝试。这是一条调适之路。张之洞办实业办工厂办教育，推行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于日人之手证明“中体西用”只是南柯一梦。康梁力劝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维新区区百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文化若以“西学东渐”四字蔽之，则“古今中西”四字纠缠了那个时代所有知识精英。作为传统中国的价值来源，儒门淡薄日久，本已不可收拾，更架不住激进派屡屡砸烂“孔家店”；释道二家如张之洞所言，“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虑。”晚清所谓“佛学复兴”其实主要不是发生于佛教僧人，而是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杨文会等知识人为应对西化漫漶和基督宗教扩张所做的努力：他们企图发微大乘佛学中慈悲、勇猛、无畏的菩萨道精神，以“中国价值”振奋中国人，以“中国宗教”安顿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