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人银行：被历史遗忘的高贵_中国私人银行排名
风雨龙门40年 在清末李鸿章的时代，中国就出现了私人银行的雏形。李鸿章就有一个给他专门打理资产、金融理财方面的专家，此人便是其幕僚周馥。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周馥在李鸿章府上鞍前马后，“风雨龙门40年”。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还是办学、修铁路，乃至李鸿章的家庭财务、子女用度等很多事情，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
周馥，道光十七年（1837年）11月13日出生于安徽建德。咸丰末年（1861年），周馥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一个偶然机会，李鸿章看到他代朋友写的一封家信，对其字十分欣赏，誉称其为博学士，一介书生的他被李收任为幕中“总文牍”。此后，跟随李鸿章办洋务鞍前马后40年，深受倚重。政治上，他由候补知州累迁升至晚清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暂且不提。从李鸿章组建淮军并代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周馥为李的贴身随从，此后对李鸿章的帮助和为中国私人银行的贡献却不得不提。
洋务运动时期，“剿发捻”（镇压农民起义）和“勤远略”（抵御外来侵略），曾国藩等人开始筹建近代工业，其发端为军工企业。但财政短缺迫使洋务派不得不开始寻求政府财政收入之外新的财源，“求富”的民用工业因而获得了第一个发展契机。这一时期，周馥的重心全部用到实业以聚集资本。在他的参与下，先后创办了铁路、邮政、电报、航运、新式学堂、机器制造等实业。
1901年，李鸿章去世，作为李鸿章的“爱徒”，袁世凯成为继承李鸿章发扬洋务运动的骄子。仿佛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能成为袁世凯的机遇，特别是在大乱后的经济危机。而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及其家族，在其中的角色同样耀眼。
1899年11月，40岁的袁世凯首次得到了独当一面、出任地方大员的机会——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遂崛起于山东。两年后（也就是李鸿章去世当年）袁世凯正式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雄踞北洋，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改革。
1903年，“复兴天津”成为了袁世凯的试验场。复兴的第一步，就是稳定币制，清理天津的金融并复兴商业。上任伊始的袁世凯立刻委派周馥之子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择其新址位于河北大悲院故址，机器则紧急调运东局子造币厂残余设备，由支应局借款13.5万两，召集机匠“日夜鼓铸”，同时饬令天津官衙严禁制钱铜元流散出境，以及打击民间私铸。
同年，因国际银价波动，北京政府又无足够现银储备供应，天津遭遇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天津现银奇缺，袁世凯设立了天津官银号，贷发官银70万两，投放铜元数百万枚，并用40家钱庄联合开出银钱票，缓解了这场危机。《大公报》1904年11月12日亦发表社论，称赞“此等办法真乃得保商之道”。然而袁氏眼光并不止于临渴挖井，他向清廷上奏，痛陈设立现代银行之必要。
于是，1904年底，天津设立户部银行，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代行国库功能，后于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袁氏同时又奖掖成立私人银行，力招当地得力绅商入股。按照袁氏的筹划，天津银行的资本100万两，一半由天津银号提供，另一半由自己推荐的总董杨俊元等招集天津绅商合力凑集。
这是在李鸿章去世后第一次有关“私人银行”的提法，当然其中的焦点已经从周馥转移到了其子周学熙身上。
除了总办北洋银元局外，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在明治维新“富民强国”思想影响下，回国后投身实业救国道路。周学熙在华北先后开办了北洋银元局、天津官银号等企业。他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成为中国私人银行发展史上浓重的一笔，其中董事都是从晚清政坛上退下来的大官僚。这些民族企业在我国北方逐步形成一个最大的实业集团。他与江苏的张謇被称为“南张北周”，在当时声誉甚高。
“官商”末路
如果说，周馥辅佐李鸿章的“财富管理”是中国私人银行的雏形，那么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则是中国私人银行的起端。
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之后，随着各项洋务事业的陆续创办，中国人自办银行的计划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1896年9月26日，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并掌管多家洋务企业的盛宣怀，直接向光绪皇帝呈上《条陈自强大计疏》及“请设银行片”，提出创办银行的主张。
一年后，由盛宣怀、李鸿章发起，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为创办人及大股东的一个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新式银行在上海成立。
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股份中，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0余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总董中张振勋和严信厚投资10万两和5万两，其余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中国通商银行开业后，争取海关税款的存汇权，以利拓展业务成为通商银行的首要阵地。一方面，他上奏朝廷指出关税等官款交私人庄号收存的不良后果：“若各省关存解官款仍循旧辙，专交私家之银号，绝不与奉旨设立之银行相涉，则商政之体全失，所关于商务大局非小也。”强烈要求将设有中国通商银行分支机构的省份的海关税款交给该行存放。另一方面，他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致函户部尚书王文韶“虽不能尽交银行，须有得半之数交存汇兑，亦可以壮观矣”，并恳请王从中周旋帮忙。
但盛宣怀的计划和通商银行的战略一直步履蹒跚，收效甚微。在当时社会游资缺乏、银行又得不到工商业广泛认同的情况下，再加上海关总税务司的掣肘，未能争取到海关税收的存汇权对于该行来说确实是一大损失。
此后，1897年，甲午战争赔款第三笔款项偿付期在即。盛宣怀通过李鸿章争取到清政府的委托授权，与英国的呼利公司洽借1600万英镑的外债，企望以此来打破汇丰银行的长期垄断局面，拓展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但该笔借款在所有手续均已办妥的情况下，终因总税务司和汇丰银行的联合反对而归于落空，最后由赫德一手促成的“英德续借款”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