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贾湖】贾湖遗址人种

　　记得我在《舞阳贾湖》报告前言中讲過：有人说，电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那么，考古学就是一门遗憾的科学。时光流逝，关于舞阳贾湖遗址的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今天把贾湖遗址发掘与研究的经验教训和遗憾记录下来，或许可对今后的工作产生些许启示。
　　发现篇
　　贾湖遗址的发现与认识的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科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第一次的发现纯属偶然。
　　1950年代末，舞阳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朱帜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关在铁山，直到1960年代初，被遣返到原籍舞阳柳庄监督劳动改造。等他回来，老父亲和妻子不堪政治运动的打击已先后去世，老母亲无奈带着年幼的孙子改嫁到了贾湖村。朱帜也追随母亲和儿子来到贾湖。
　　在贾湖村劳动、生活的岁月里，他在村东的沟坎、井壁上经常发现有红烧土、红陶片等，作为文物干部的他知道，这里应该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但当时仍在被监督劳动的他，既无资格、也无能力将这一发现记录下来。
　　河南人民对1975年8月那场大洪水记忆犹新，正是那场大洪水，把位于泥河洼滞洪区西部边缘的贾湖村的房子冲得只剩一间未倒。直到1978年，国家才拨专款重修贾湖村东的护庄堤。在取土筑堤過程中，形成了一个大取土坑，贾湖村小学师生在坑中进行平整土地的劳动课期间，带队老师贾建国发现一些石器和陶器。这时的朱帜已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县城恢复了文物干部的工作。与朱帜熟悉的贾建国立即想起应把这些发现交到县文化馆让朱帜收藏研究。当时正值裴李岗遗址刚刚发现，河南文物工作者正在为这一重大发现而兴奋之中，朱帜一看到这些标本，立刻就联想到与裴李岗遗址同类标本的共同性。1979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专门组织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调酒查队。朱帜汇报了在贾湖遗址的发现。省调查队就于1980春派队员周到前往舞阳，后确定贾湖遗址是一处与裴李岗遗址时代相同、性质相似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年，舞阳县就把贾湖遗址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朱帜还把他调查的结果写出了一篇文章，1983年在《中原文物》杂志发表。
　　发掘篇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能遇到一个好的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是幸运的!自1983年至2001年，贾湖遗址先后经历了七次发掘，笔者有幸主持了其中的六次，每一次都有令人振奋的发现。
　　试掘
　　1982年10月，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选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地点时，曾经到贾湖遗址调查，由于位于泥河洼滞洪区西部边缘的贾湖村水位较高，贾湖遗址没有列入他的发掘计划。但贾湖村民因生活的需要，计划在遗址上规划宅基地。朱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河南省文物局汇报，要求进行配合发掘。时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安金槐先生当时刚刚申请到国家文物局的一个项目“河南省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调查与试掘”，项目经费5万元。得知舞阳的消息后，安先生立即组建了由郭天锁为领队，陈嘉祥、冯忠义、王胜利为队员的贾湖遗址考古队，于1983年4月开赴贾湖村，进行试掘，试掘面积50平方米。
　　郭天锁、陈嘉祥两位先生刚刚主持過河南长葛石固遗址的发掘。石固遗址的早期与贾湖遗址性质相似，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发掘此类遗址的经验。第一次试掘共清理墓葬17座，灰坑11座，出土陶石骨龟等各种质料的遗物几十件，同时通過钻探搞清了贾湖遗址的分布范围。后陈嘉祥先生将试掘的成果在《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发表。
　　第二次发掘
　　1984年春，贾湖村民再次提出建房要求。安先生决定继续在贾湖遗址进行发掘，同时申请了发掘执照，由裴名相先生为领队。但此时原来贾湖考古队的4名队员都各有任务，而郭天锁已经调离了河南省考古所，裴先生又年事已高，作为裴先生助手的我，就主动请缨，承担了这次光荣的发掘任务。
　　我在郑大读书期间，就已对裴李岗时期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正是裴李岗文化刚刚发现之时，学校对郑大考古专业进行了宣传和表彰，对刚入校的我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学学习期间，我搜集了当时已发表的裴李岗及其同时期文化的全部资料，并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窃喜不已!
　　1984年9月，我和师弟王良其在朱帜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了贾湖村，从此与贾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有朱帜馆长的关系，贾湖村的干部群对我们的到来非常热情，住地选在贾湖村支书贾铁牛为大儿子结婚准备的4间瓦房里。
　　首先我们对遗址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查。虽然我熟悉裴李岗文化已发表的发掘资料，但如何主持一个遗址的发掘，还是无经验可谈。为了在有限的发掘面积中尽可能多获取一些信息，我决定顶角布4个5米×5米探方，这一做法给以后的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也算是交的学费吧。
　　探方虽然布得有点乱，但收获还十分丰富的。我们清理了19座灰坑(其中一座后来确认是房址)、15座墓葬，尤其是发现有无头葬、缺肢葬、二次乱葬、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合葬等罕见的重要迹象。当然也确实如安志敏先生判断的那样，这里的水位确实很高，发掘不到1.6米深就出水了，所有灰坑和下层墓葬都没能发掘到底，加之当时严冬已到，只得暂时回填封存。
　　第三次发掘
　　这次发掘拖延到1985年9月才开始，清理墓葬15座，其中的缺肢一次葬、俯身一次葬、乱堆式单人和多人二次葬相当复杂，很有特色，当即引起我的重视和深入思考。
　　这次发掘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9月份刚到工地还没来得及开工的时候，一连下了十几天连阴雨。因还没开工无事可干，恰好之前接到在渑池县召开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的通知，感念当时仰韶文化研究中一些概念混乱的状况，我决定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写一篇论文到仰韶文化会议上宣读。于是就冒雨到舞阳县城找到朱帜馆长借来参考书，在雨水叮咚之中，完成了《仰韶时代文化刍议》一文，借鉴严文明先生提出“典型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化”的思路，首次提出了“典型仰韶文化”和“仰韶时代文化”的概念。目前“仰韶时代”这一概念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也算是这个雨季的意外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