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声度调] 竹声不可度调

　　记录实践者的艺术观不是件容易的事。理解王次恒的艺　　术见解，不可能通过一次谈话，也不可能一次就触及核心。于是，谈话就在空间转换中一次次转换主题，断断续续，由春复秋。艺术大势中，总有几个先觉者站出来，用自己的声音矫正国乐，用自己的勇气抵抗媚俗。王次恒是先行者之一！这就是笔者愿意记下他的片言只语并梳理成文的原因。
　　一、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湖水
　　2010年冬，维也纳饭店，巨大落地窗前，多瑙河横亘目前。江声浩荡，雪光如银。我与王次恒第一次坐而论道。他放下茶杯道：
　　中国竹笛飘出来的“味道”，应当有龙井的清香，笔砚的墨香，线装的书香，咏梅的暗香，这才是站在水乡弯桥、青石街面、木栏水榭、孤城角楼的中国人应该听到的笛声。这种声音真得需要那么复杂吗？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简驭繁。吹出了画角哀，吹出了屈子吟，吹出了征人泪，吹出了闺中怨，吹出了荫中鸟，吹出了鹧鸪飞，就一截竹管这么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乐器，非要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加键凿孔、旋宫转调、新声变律、奇技淫巧，弄得自己不伦不类？简简单单的旋律，让中国文人和中国农民陶醉了几千年！
　　王次恒的反思深度让我吃惊！他在笛子上获得了学者们在遗产论说中达到的相同化境。
　　他放下刀叉继续说：我们总谈“发展”，此话不能一刀切，许多领域，止步不前就是“超前”。既然有了计算机，何必要求石砚笔墨齐头并进？既然有了电子琴，何必要求竹笛快步如飞？既然有了钢琴的流畅转调，何必要求笛子加键旋宫？笛子不是机器，非要做到做不到或者勉强做到而强差人意的事，那反而降低了自身的认同度。中国文化的意象，真得需要那么复杂？
　　王次恒谈到了一个器乐品种应有的历史定位和现代定位。20世纪，传统乐器无一例外参与了言说当下复杂生活的使命，承担了为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献言献策”的责任，也成为人们对一件件乐器在表现范围上面面俱到、样样不遗的过分要求。超越一件乐器表现力的期许，反而让其力所不逮，处于勉为其难的尴尬境地。非要让弹出恬淡清畅《渔舟唱晚》的古筝狂风大作《战台风》，如同要求书法与电脑竞速，用中国器物表现中国，却采用了与文化初衷相悖和反讽的方式。王次恒的话实际上是在反思一件乐器应当在怎样的范围、以怎样的程度、用怎样的方式言说现代，而非大包大揽。无须说，这已非一个简单的传统乐器自我定位的话题，而是中国传统器乐在怎样程度上参与现代言说、扬长避短、有所收敛的话题，乃至古老的东方文明在现代化处境中如何安放、存身、立命的问题。
　　这是知言，而且，他绝不是说说而已。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音乐会上，我听到了他生命的平静。那天，他吹的是《鹧鸪飞》。没有炫技，没有夸张，秀润醇厚，含蓄内敛，像苏黎世湖一样波澜不惊。笛子声，流水声，环绕匀称，若云若雾，演绎出一段既没有高潮也没有激愤的单纯。其实，他以禅力和定力，计较着每一个音符的力度与厚度，决不让任何一个音过于加重或过于薄弱，听似平淡，却风神俱足。律动连着律动，气口连着气口，辨不出重点与轻点，辨不出强动与弱随，没有小节线、没有轻重律的连接，撩开了一处水天相衔的浩渺，连接起一段云气莫辨的东方。王次恒用艺术实践回答着竹笛定位的问题：一管竹笛在擅长领域达到了任何乐器无法替代的气贯云水的境地。这无疑证明了它的反语：无须无用功地涉足不擅长的领地。
　　无论足踏苏黎世湖还是日内瓦湖，水乡人永远会把世界任何一方湖水连接到心灵栖息的西子湖。王次恒喜欢老子“上善若水”的话，喜欢在山色空濛中面对潮湿的湖面，让浮起的气体围裹，感受精神洗涤。他回忆道：少年泛舟，收桨漂荡，直到落日染湖，暮色四起。这重水影，让人听得出。
　　王次恒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最早走出国门，1990年以来，5次在德国举办独奏音乐会，几乎举办独奏音乐会用上了所有用得上的中国吹管类乐器：曲笛、梆笛、口笛、箫、埙、巴乌。作为对外交流方式，竹制乐器是本土资源中拿得出手的特色鲜明的器物之一。吹笛、品箫、掌埙，只要表达中国，当仁不让。
　　令他难忘的是，接受“德国之声”电视台、“德国西部电视台”的采访时，第一次面对必须为自己所代表的乐器给予文化身份定位的严肃话题。没有什么比一群外国人围着你、向你提问时感到民族文化给予自己的使命以及代表中国发言、需要表明立场时那般清醒和坚定。你必须解释什么是中国笛子，什么是中国音乐，什么中国文化。这些既具体又宏观，具体到演奏技术宏观到中国哲学的问题，你必须拿出明确表述。如果吹得是“西方化”的调子，你还能说什么？因此，成功的秘诀，就是笃定做自己。这不是夜深人静、灯火阑珊的悟道，而是在镁光灯下被逼出来的抉择和回应。民族固有的审美方式和“他者”的逼视，不期然把他推到最原本的民族性中。
　　与其说王次恒在国外获得的是广阔视野，不如说是获得的对本土文化的明确认知。当年还满脑子是现代艺术、一味求新的年轻人，开始了自我矫正的第一步。在国内拼命“洋气”，到了国外方才知道，原来人家要求的恰恰是你的本色。中国人必须“中国”！不然，人家干吗要听你的笛子——那支不同于意大利牧笛、不同于苏格兰风笛、不同于法兰西竖笛、不同于交响乐长笛的中国竹笛！这就是竹笛的独立户籍和身份证！
　　端着中国笛子，他去了印度、日本、泰国等国，知道了亚洲音乐家怎样对待自己的传统。日本音乐家对“能乐”的坚守，印度音乐家对西塔尔的自豪，印尼音乐家对甘美兰几乎可称为“固步自封”的骄傲，伊朗音乐家对拉迪夫的陶醉，虽然有点小视天下，但让人心悦诚服。亚洲音乐家对传统乐种的坚守已经成为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世界音乐家敬畏有加的样板。
　　西方交响乐团形成的强大气场和独步天下的霸权以及由此构成的对各民族音乐的挤压，已经引起亚洲音乐家的强烈反弹，作为中国音乐家，我们退避三舍，拱手出让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无须讳言，西方人视野中的中国音乐，没有获得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伊朗人的评价。不一样的文化景观，让王次恒获得了迄那时为止从来没有过的明确定位。他渐渐悟到了一种方向，一种整个中国文化界开始提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