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作家的意义与可能性】中原中也作家

　　中原作家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首先，它贡献了乡土中国的形态、声音与色彩，这些声音、形态与色彩与地层相联系，与民族的深层文化、性格、生命状态相联系。我们从李佩甫、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张宇、李洱等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辨识出这一形象的存在。或者说，因为中原作家的创作，我们才被持续地提醒，中国，并非只是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它还有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独特性，它独特的政治、文化、人生、情感与历史，而这些，恰是我们在现代性追求命题下所逐渐遗忘的东西。
　　这一独特存在与河南、中原文化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处的位置有关。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河南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因此，在现代化生活中，河南的种种反映、性格特征也是中国文化遭遇现代性冲击时的基本反映与特征。中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也即中国与西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作家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当代生活与当代运动的核心。立足于这片土地，关注、体验、思考这片土地的生活，寻找、发掘它内在的矛盾与痛楚，它的丑陋与美好，也是发掘中国生活的内在本质与命运状态。从另外意义上讲，这样的书写本身也是对全球范围内现代性思潮的一种根本性“逆反”。
　　有许多论者认为中原作家太关注政治，太关注大生活了，并认为这是一种缺点，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但现在看来，恰恰是这一点使中原作家对民族生活有更多更深的关注，也自觉地与现代性形成某种批判与对抗，当然，这需要作家对自身所处的政治性有足够的审视。这些厚重的、朴拙的色彩，这种与中国最基本文化结构的同构性，这一与政治天然的关联，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广阔而复杂的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恰恰是中原作家最大的优长，是其它地域作家所没有的。
　　这一独特贡献体现在中原作家的文本中，即给当代文学贡献了丰富而又极其本土化的“村庄”形象。这里的“村庄”也包括小城镇形象及其生活，在内陆，它们是广泛意义上的“村庄”。作家从“村庄”、从最普遍的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入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的运行机制、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心理机制以及民族性格的特点进行再阐释，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类似于原型性的东西。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和中国最不发达的内陆省份之一，河南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中国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村庄形式，它以类似于化石式的积累和凝固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原型状态，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无论是在省内还是旅居外地的河南籍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对“村庄”进行文化考察并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进行全方位的再阐释，这样一种带有作家自我视角和批判精神的文化考察在小说中形成一股张力，这一张力来自于作家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视和审视，也来自于读者日常文化感受、情感体验与文本内部的文化想像之间的错位和冲突，这样一来，一个拨开了日常生活的尘埃、具有抽象意义的“文化象征体”就呈现在文本中。
　　在乔典运、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东方中国”缩影的意象，具有抽象意义和原型特点，从中我们能够体悟到中国文化机制的基本特点，中国政治性格、民众性格的基本特点，它并不只是过去，虽然现代文明对中国已经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文化方式却仍以最基本的形式和活跃的生命力影响、塑造、吞噬着“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和其中的民众。以艺术的方式揭开了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的秘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不是为了看它是什么样子，而是寻找它“如何、怎样”变成这样子?历史话语和政治话语如何形成?这其中，民众、国家、领袖各自站在什么位置，以什么样的合力形成并巩固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使得中原作家作品具有独特的本土意味。
　　以“村庄”为起点中原作家的生命力还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生成过程，这些作品使我们对民族内部文化精神的生成和民族生存的基本轨迹有一个了解。历史、政治、文化、权力和现实的挤压造就了这样的民族生活，而这样的民族生活反过来形成一整套政治体制、经济关系、价值取向、风俗礼仪、情感方式，强化着这样的文化和政治，彼此互为载体。生活在其中的人，既是被动的承受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在这一描述过程中，作家往往采取的是一种内部视角，是情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居高临下的俯视。因为作家本人就处在这“文化”的内部，他对这“村庄”的泥土味、内部运行逻辑和语言方式甚至最微妙的说话语气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种“情感性的生成方式”给我们提供了民族性格内部的生长史，它不仅包含着在各种文化习惯和政治势力的压迫下逐渐形成的一套民间伦理价值、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尤为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个民族“根性”的东西，是情感渗透的过程和渐化的过程。“村庄”就是作家的故乡，是他们思维的基本背景，有作家真实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在里面。作家虽然旨在表现文化的生成和起源，类似于一个社会学家的考察，但是，却并没有脱离开自我，常用内省性的，情感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在《羊的门》中呼天成形象，《故乡面和花朵》那个少年的“我”形象中都有体现。
　　因为对“村庄”的原型意义有深刻的认知和体验，会发现，在面对90年代这样一个复杂的后现代语境时，中原作家笔下的村庄与现代性的冲突也更为激烈，所呈现出的形态更能体现出整个多向度，并且具有典型性，这在《石榴树上结樱桃》、《湖光山色》等小说中都有深入的书写。
　　最后，我想谈谈中原作家未来的可能性，我觉得中原作家还要立足于本土，立足于传达当代本土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对于当代的中原作家来说，它又具有特别的含义。在这样的一个否定性时代，我们正在否定我们的一切，否定我们曾经有过的情感方式、生活经验和文化方式，那些曾经慰藉过我们心灵的东西正在远去，这些都存在于中原大地深处。作为一个中原作家，或者有责任把这种否定性思维对中国生活的影响给传达出来。不是怀旧，而是挽救，甚至也不是挽救，而是重新寻找自我，具有真正主体性的民族自我。中原作家最有条件去展示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生态、精神面貌和存在状态。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其实是乡土中国与现代性博弈的过程。随着全球化思维与都市发展思维占上风，乡土中国的存在成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背面，乡村成了改革发展的障碍与现代化的阻力，整个社会努力做的就是抹去自己民族的特性，而去追逐统一化的模式。但在我看来，这些恰恰使中国大地失去自我的存在依据。传统文化、中国生活方式、中国情感方式并非都是需要去除的东西，或许它们还有可能成为使我们健康与温暖的前提。越是一个社会竭力摒弃的东西，这时候越需要作家去关注。在这一层面上，中原作家是最大有作为的。
　　梁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