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性的难局|什么是人内在的德性

　　这些短篇小说由不同的作者在2011年写出和发表，现在它们被收集在同一本书里，最初仅仅是因为一个编选者在四面八方地寻找2011年的最佳短篇小说。是否“最”佳和何以“最佳”其实他也是心中无数的，寻找最佳甚至不是他的目的，他另有自己的问题和关切。最终，此书之所是一本书，不仅因为它有物质的边界，更因为它的内部各文本之间错综地映照、辩驳、补充、延伸。如同是一次临时召集的无主题的集会，但是，某种线索、某种结构在混乱中暗自生成。
　　发生了一场骤风。两个孩子在风眼中，他们居然安然无恙；同时与风相遇的还有一对母子，儿子是智障患者，母亲已经被他折磨得几近崩溃，灰暗无望的生活。但是，风来了，在风中，儿子竟保护了母亲，生活在那一瞬间被照亮。最后，我们知道该事件还有一个目击者，他正手捧鲜花去祭奠上一场骤风中死去的女友。
　　甫跃辉在《骤风》中要求我们相信，人生无常，骤风是经常发生的，而在骤风中奇迹是有的。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语调：混合了天真、诡异、脆弱和悲苦，我们信了奇迹，信了人性中最基本的良善可以拯救我们。
　　——骤风没有看上去那样惊险，我们和那两个孩子一样安全，我们得知了我们本来就信的，至少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和泛文学叙事中，这是一种基本信念。它看上去很美，天然地就是感伤的，它与人的境遇、选择和实践几无关系，这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一种诗意想象，在这种想象中，我们假设拯救终会以某种方式等待着我们，奇迹终会发生。
　　现在，看看更大的、最大的“奇迹”：上帝出现了。他老人家一向很少现身，可是现在他正在好莱坞式的壮丽场面中对人之善恶做出审判。两位天使被派往所多玛城，去寻找和确认“义人”，如我们所料，这是极为困难的任务，天使们用望远镜和显微镜举目四望：义人在哪儿?好人在哪儿?
　　马伯庸在《所多玛记》中改写了《圣经》，加入了当代文学关于人性的论辩。在马伯庸的故事里，其中一位天使在这罪恶之城毁灭时选择沦落为人——当然，这让人想起由《旧约》的上帝向《新约》的圣子的演化——这个悲壮的决定中包含着对善的缭绕思辨：善并非某种自然属性，相反，它是人的一种勇敢艰难的选择和实践，是人在自证为人。善并非世界深藏不露的底牌，“义人”的心中并非仅仅怀着自然法的正义，那在根本上属于上帝，而这个“人”，他的善并非因惩恶而呈现，他的善是因为他决定承受世界的重量，在无限地接近于绝望时，他的决定即是希望与救赎……
　　在阿丁的《不可触碰之秘》中，出现了另一个“上帝”，科学的“伪上帝”，伟大的科学疯子们相信他们能够预知人的死期，然后，就像观察豚鼠和猴子一样，选定一组人进行试验。结果他们痛苦地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混乱的区域：不可预测、不可以常理度之、充满欲望和情感，人类的自由意志、人所做的一切如此卑微和强劲，以至于观察者对科学和规划的信仰成为了笑柄。
　　对人性的具有内在性的思考和表达，在现代和当代文学中是一个偏僻薄弱的传统，我们有“苍凉的手势”，有得意时的轻浮和失意时的颓丧，有根植于中国文人传统的把一切化为情绪与情调、趣味与玩笑的习惯，有从“黑幕”、“官场”到“穿越”的举世罕见、根深蒂固的围绕权力的窥视、想象和向往；呼应着巨大的历史震荡，文学形成了两种路径依赖：浪漫主义和犬儒主义，这两个方向都回避或搁置了我们曾经遭遇和正在面对的问题。前者依赖于修辞——《骤风》是有上文的，甫跃辉做出了修辞的更新，一种绘本式的绚烂感伤的都市情调取代了田园的、怀旧的风格——而后者依赖于语法，犬儒主义在它的极致中以机智的语言游戏实现价值的变乱。当代文学的语言成就远超过它的精神成就。我们收获了丰盛的能指，而所指依然贫瘠着。
　　马伯庸和阿丁的小说都是幻想性的、时空虚悬的。它发生在想象中的所多玛或其它任何地方，但肯定不在中国，其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拥有中国姓名。他们或许试过把故事放进中国语境，结果发现非常困难。但毋庸置疑，他们的内在关切、他们的问题意识完全是中国的，他们所思所想的就是他们此时身在的地方。
　　那么，困难何在?
　　困难之一，可能就在他们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可供凭依的传统。关于我们的内在性，关于我们对于超越价值的体认，关于我们在无可遁逃之时的精神与道德生活，我们过去很少言及，我们并无成熟的自我倾诉与自我交谈的语言，然后，当一个人或一个写作者决定这样做时，他不仅要借一套语言：概念、范畴、感受力，他同时还要借另一副面目、衣冠和姓名，后一种借用是为了掩饰前一种借用的窘迫、不自然，化装舞会上，化装者在消弭了自身的特定身份后获得了自由：重新指称自身、自我想象和自我探索的自由。
　　然而，马伯庸和阿丁们还面临着另外一重困难：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杀猪匠老曾和从意大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志在拯救中国人灵魂的牧师老詹“不约而同到一个村庄去，就碰到了一起。这边杀完猪，那边传完教，双方共同在村头柳树下歇脚。”“老詹便动员老曾信主。老曾‘梆梆’地磕着烟袋：
　　“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
　　老詹“吭吭”着鼻子：
　　“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老曾：
　　“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脸憋得通红，摇头叹息：
　　“话不是这么说。”
　　想想又点头：
　　“其实你说得也对。”
　　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而是老曾说服了他。接着半晌不说话，与老曾干坐着。突然又说：
　　“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
　　这话倒撞到了老曾心坎上。当时老曾的老伴去世三年了，正犯愁自个儿续弦不续弦，与两个儿子谁先谁后的事，便说：
　　“那倒是，凡人都有难处。”
　　老詹拍着巴掌：
　　“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
　　老曾：
　　“主能帮我做甚哩?”
　　老詹：
　　“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
　　“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