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蒲松龄“子嗣至上”观:蒲松龄

　　摘 要：蒲松龄通过《聊斋志异》抒发无数“孤愤”，其中之一就是批判了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子嗣至上”观。封建伦理下的“子嗣至上”观毒害了人性，破坏了无数美好婚姻，甚至奴役人的一辈子。蒲松龄借助《林氏》《段氏》等篇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关键词：蒲松龄；子嗣至上；批判
　　
　　伟大作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著作中寄托了无数的“孤愤”。其中，对“子嗣至上”观念的批判，充分表明了作者思想的进步。传统观念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婚姻，哪怕是今天，多少个婚姻也因此而破裂或者变得畸形。蒲松龄通过聊斋故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讲述了无数的“荒诞”故事，探讨了女性与男性婚姻的维系，以睿智的眼力看破了“子嗣至上”观念的虚伪和奴性，进而对“子嗣至上”的封建伦理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当然，《聊斋志异》是男权社会的产物，虽然作者的思想超前，但是仍然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潜意识中残留着传统的痕迹。
　　一、“子嗣至上”观念容易滋养虚伪与充满**的两性关系
　　蒲松龄通过小说《林氏》中男女主角的荒诞行径揭开了“子嗣至上”观念熏陶出的婚姻问题。女主角林氏是蒲松龄心目中的贤妻形象，“可谓圣矣”。他的丈夫戚安期本来是个爱好风花雪月之人，后因林氏的忠贞而痛改前非，和林氏过着恩爱的生活。“居数年，林不育，因劝纳妾。”妻子不能为丈夫传宗接代是古代社会制度的大忌，林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开始了对丈夫的“瞒骗”。她想方设法让丈夫同婢女同床；自己冒充婢女去引诱丈夫；让海棠冒充自己之名去伴宿。面对妻子林氏的试探，“妾功内婢，而君弗听。设尔日冒妾时，君误信之，交而得孕，将复如何？”戚安期毫不犹豫地回答：“留犊鬻母。”这是十分奸诈的回答，想稳住妻子，争得时间。戚安期和丫鬟生了两个孩子，都安排在外面，以保持所谓的体面。戚安期又动用脑筋，寻找机会，让非法变成合法。戚安期过生日时，叹曰：“岁月鹜过，忽已半世，幸各强健，家亦不致冻馁，所阙者，膝下一点。”林氏说：“君执拗，不从妾言，夫怨谁？然欲得两男，两亦非难，何况一也。”戚安期而一笑说：“既言不难，明日便索两男。”其实戚安期早就知道自己有两个儿子，可他自己不提出，而引诱让林氏主动说出来，可谓用心良苦，而虚伪之心可见一斑。这夫妻俩的虚伪与互相欺骗昭然若揭。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子嗣至上”观。他们都沦为“子嗣至上”观念的傀儡，并在其牵制下上演了一幕幕人性的丑恶之剧。时光荏苒，“子嗣至上”观念似乎已经消亡，其实早已汇聚成了一股名曰“延续香火“的暗流，顽固地流淌在某些国人的血液里。作者蒲松龄写尽林氏一家的丑陋，事实上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婚姻状态。而且，作者目光如炬，直接照进以后的婚姻百态。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睿智和深刻。
　　二、“子嗣至上”观念直接扭曲了女性的性格
　　虞通之撰的《妒妇记》中,有一则故事是讲阮宣子夫人的:“武历阳女嫁阮宣子,无道妒忌,禁婢。瓯覆盘盖,不得相合。家有一株桃树,华叶灼耀,宣叹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树,摧折其华。”普遍认为，嫉妒是女人的天性，但在聊斋故事中，“子嗣至上”的压力使最嫉妒的女性主动变成了纳妾主义者。《阿英》(卷七)甘玉父母双亡，和弟弟甘钰相依为命。甘玉常说：“吾弟表表，不可以无良匹。”因为挑选的太苛刻，始终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经过一番波折，和阿英走在了一起。婚后，阿英与甘钰感情甚笃，但阿英“自分不能育男女”，就帮助自己的丈夫操持娶黑丑而有“宜男相”的姜氏为妻，并且亲自动手将姜氏变得美丽一点儿。
　　《段氏》(卷十一)中段妻连氏为人最为嫉妒，年轻时候，发现丈夫和年轻丫鬟有染，就“挞婵数百。”“段日益老，诸侄朝夕乞贷，......连之悍亦无所施，始大悔。”愤曰：“翁年六十余，安见不能生男！”就出钱为丈夫纳了两个小妾，过了一年多，两个小妾都怀了孕，全家人皆大欢喜，从此再也不受同族人的欺负。结果，一个婢女生了一个女孩，而另一个婢女生了一个男孩却不幸夭折。更为不幸的是段瑞环卧病不起，侄子们更加放肆地抢夺财物，让连氏无可奈何。段瑞环去世后，没有儿子的连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侄子们无理地哄抢家产。正在这时“忽有客人入吊，直趋灵所，俯仰尽哀。”并且告诉众人自己是段家子嗣，让大家骇然不已。通过客人对事情始末的叙述，大家确认客人是段家子嗣。到此，最高兴之人莫过于连氏，“我今亦复有儿！诸所假去牛马什物，可好自送还；不然，有讼兴也！”连氏保住了家产，同时也将“如三十不育，当典质钗珥，为夫纳妾”作为一条祖训留了下来。
　　如果女性不主动纳妾则要遭受惩罚，必须被动地变成纳妾主义者。《阎王》一篇就深刻的揭示了女性的转变。蒲松龄在“异史氏曰”里说：“或谓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复不少，恨阴网之漏多也。余谓：不然。冥司之罚，未必无甚于钉扉者，但无回信耳。”作者反话正说，通过写阴司对阳世妒妇的处置，来暗示“子嗣至上”社会观念的强大，也暗示了封建社会“子嗣至上”观念对女性的迫害。
　　《聊斋志异》中塑造的一大批女性形象，有凡人亦有花妖狐媚等异类。作者热情歌颂了她们的纯真和善良，也客观地揭示了她们的弱点。女人们无论是嫉妒还是纳妾都是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扭曲，都体现了对社会“子嗣至上“的依附和妥协，子嗣直接决定着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命运[2]。
　　三、“子嗣至上”观念美化了男权
　　“子嗣至上”观念纵容男性胡作非为，使男性的背叛和纳妾道德化。《林氏》(卷六)中，戚安期本是一个喜好风花雪月的好色之徒，可他正是利用“子嗣至上”这一伦理思想击中妻子林氏的要害，对妻子进行瞒骗，最终达到渔色的目的。《武孝廉》(卷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狐妇对武孝廉不仅有夫妻之义，且有再造之恩。但是，狐女不能生育。石某靠狐妇的金银求得官职后，马上“念妇腊已高，终非良偶”重金娶了王氏。当狐妇“自往归石”时，竟拒而不见，还要追查门人的责任；在狐妇因醉酒露出狐形时，居然丧心病狂的“急觅佩刀”想把狐妇杀死。石某的负心行径，一步比一步可恶，一步比一步不齿人行。石某如此举动把他的无耻嘴脸暴露无遗，把这个势力小人的蝇营狗苟、狡诈恶毒描绘的淋漓尽致。子嗣问题使男性泯灭了人性，把毒手伸向自己的妻子和恩人；子嗣问题使众多善良的女性变得妥协，变得世俗，变得悲情。子嗣问题扼杀了婚姻的幸福。
　　当然，由于作者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局限，因而在批判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这种观念的妥协。如《侠女》一篇中侠女形象的塑造。侠女认为两个人爱情至上，可以不必拘泥于婚姻的形式，但是必须要为顾生生个儿子以延续香火。从作者赞许的话语里，也可以看出蒲松龄对“子嗣至上”观念的某些认同，或者说是无可奈何。因为蒲松龄毕竟是18世纪的封建文人。18世纪封建社会走向了没落，却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加强了思想钳制。蒲松龄身处其中，自然无法摆脱时代的束缚。或许也正是因为蒲松龄思想的这种两面性，才可以让我们从正反两方面加深对封建社会的认识。　 （指导老师李梅）
　　
　　参考文献：
　　[1]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7-39.
　　[2]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M].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