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肯为人忙,-,读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 陈寅恪

读书不肯为人忙——读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

 

冬日，阳光斜照在案头，温暖和煦。

翻开陈寅恪的诗集，又慢慢合上。我反复思考，如何才能走进陈寅恪真实的内心世界，去近距离读懂他？

陈寅恪写的诗，数量并不很多。但是，每一首，都流淌着作者浓烈的情怀，不过这种浓，让你感到的不是热闹，而是寂寞，不是激荡，而是悲凉，读过以后，你不是怦然心动，而是长久无声。

陈寅恪的诗，有一种独特的风骨。这种风骨，是嶙峋，是峥峥，是磊落，是绝世。陈诗中展现最多的，是中国文化的意蕴，是中国士人的品质，是为天地立命的使命感，为历史作传的忠实感。

读陈寅恪的诗，需要澄澈平和的心态，强烈深沉的人文关怀，需要摒弃先验的结论，能够承受异端的冲击，细细、慢慢、深深、独自品位那种特立异行。

 

一

一般人首次读陈寅恪诗，会感到不太好懂，因为陈诗喜欢用典，用古典，更用今典，典故用得多了，像是在打哑谜。陈打哑谜，一方面出于他研究历史的癖好，一方面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关。他表面上似乎在玩文字游戏，实质上是用春秋笔法，委婉记录事情的一些真相，表达他的某种独立判断。正因为陈的诗往往背后大有文章，所以表面上就不是那么浅显直白，而且有的简直不能成诗，一如元遗山评价李商隐，“世人都道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例如，1956年所作的《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首》：

林花天上落红芳，飘堕人间共断肠。阿母筵开争骂座，太真仙去愿专房。按歌未信宫商换，学舞端怜左右忙。休问大罗云外事，春阴终护旧栽棠。

这首诗写的什么呢？从字面上看，并不构成完整的意思：春日的时光渐渐过去，树林间落英缤纷，仿佛从天而降；
那些鲜花的从天而降，更增添了伤春之感，让人肝肠欲断；
想起西宫经常种些桃花的王母娘娘，置酒设席大会神仙，但是总有些感觉招待不好的要叫骂几句；
又想起驾鹤西去的杨贵妃，留下的空缺惹得多少后宫嫔妃想入非非；
按照原来的乐谱想唱一首惜春的曲子，却发现谱子已经更换；
那些舞者正想伴着乐章跳上几步，不知道是左转好还是右转更恰当；
不要再去管那些天外的事情了吧，徒增烦恼；
还是用那点残余的春阴好好护卫着往日所栽的棠树。

春日和西王母有什么关系？王母与杨贵妃又有何相干？天上的神仙难道也跳舞唱歌？跳舞唱歌怎么又扯上往日的棠树？所以，一般人初读此诗，总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那么，我们不妨来听听余英时先生解说其背后的隐秘：天上的林（斯大“林”）花落了，那是红色世界斯大林同志仙逝的消息；
共产国际的一员，中国共产党闻听此讯息，肝肠寸断（“共”断肠）；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会议上，趁着斯大林尸骨未寒大骂绝词（骂座），借此树立自己的威望，引得举世震动；
斯大林的红人也跟着倒台了，一时间又有几许政客们争相忙着专宠夺权（专房）；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那些小兄弟们，想要跟着老大哥混下去，却不知道台上的曲调已换，是左是右无所适从；
不管那个俄罗斯（大“罗”）的政局如何变动，我们有我们的需要，还是要始终维护斯大林的威望，维护和坚持我们意识形态中的“旧栽棠”（亲手改造的红色政权和共产主义道路）。

整首诗里，暗含“事（斯）”“大”“林”，“阿（俄）”“罗”“事（斯）”，还有“共”（产党）等字眼，是一首典型的匠心独运、回环往复、婉转曲折的政治诗。但是从字面上看，是落花，是神仙，是伤感，是可惜，是云外事，不涉人间烟火，不沾凡尘世俗，足见陈寅恪巧妙运用文字之能事。

但是，难道陈所热衷玩味的仅仅是一种戏谑和调侃吗？经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或者阅读过有关历史记载的人，恐怕不会忘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世界政治地震，不会忘记中国长期红色宣传导致的精神禁锢和窒息，不会忘记知识分子在初现端倪的深刻思想改造中的无所适从，不会忘记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只见需要不谈必要、只见利益不谈真理、只见压制不见民主的非常状态，我们从诗中难道没有读出一丝沉重、一缕无奈、一片悲凉、一毫苦涩？

类似的政治诗，还有很多，特别是涉及重大战争、时局变化，国共、中外关系等主题。例如，1939年《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只谓潭州烧小劫，岂知杨獠舞多姿。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宋代陈与义，号简斋。曾经南下避乱，有潭州系列诗，与八百年后陈寅恪因南京被日军攻占而南下经历切合。烧小劫，佛教用语，此指1930年红军攻破长沙，杨獠指农民起义的杨幺，陈持传统史观立场，对中共革命颇有微辞，于此见一斑。建炎是南宋初高宗年号，作者用此期望抗战局势有新的变化。】

1945年《报载某至重庆，距西安事变将十年矣》：“铁骑飞空京洛收，会盟赞普散边愁。十年一觉长安梦，不识何人是楚囚。”【京洛收指抗战结束，中国收回南京，赞普是吐番首领称号，会盟指国共和谈，楚囚指张学良，前为座上客，后为阶下囚，陈对历史的变幻深表感慨。】同年《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幺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宣和海上盟指雅尔塔协定，以牺牲中国东北主权，赢得苏联出兵。花门，山名，在居延，柳塞，细柳营，指军营，两句指苏联势力渗透到中国新疆和东北地区。虽然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苏联虎视眈眈，和谈战争两相落空，只余《东京梦话录》追忆往日繁华。】1949年《青鸟》：“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青鸟、胡僧均指美国，发表超过1000页的白皮书，其政治表态认为中国劫灰在所难免，寻求经济军事支持的蒋介石被无情抛弃，无能之将不堪一战，陈寅恪对政府的失望与鄙夷溢于言表。】1951年《改旧句寄北》：“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稾街翻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时事变化，国共易位，美去俄来，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稾街一句指苏联在华获得主宰地位，中国对苏“一边倒”政策让作者深深忧虑。】

在这些政治诗中，陈寅恪巧妙运用了很多典故，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政治得失、民族危难、个人前途的关切之情，不可否认，他的很多观点和判断带有其传统历史观的烙印，难以超越他的出身和成长背景的某种局限，但总的来说，他的观察是细微的，体会是独到的，判断也是准确的，特别是对政治的真相“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给予了十分传神而深刻的描摹。陈的很多预测最终被历史所印证，如中苏关系破裂等，但不知这是诗人的喜，还是国家的悲？

 

二

陈寅恪出生诗书世家，三代都能诗。有人评价，其爷爷陈宝箴的诗，是政治家之诗，其父亲陈三立之诗，是文学家之诗，而陈寅恪之诗，是史学家之诗。史家诗的特点，不以胸襟气度见长，也不以诗情文采取胜，而是注重以诗记史，用诗写史。陈生活的时代，是个星光灿烂的时代，人才辈出，又加上政治动荡不安，人物的命运变化无居，更增添了很多伤感。陈在酬答朋友、记叙事件、感物怀情的不经意间，给出了一份独到的近现代历史上政客、学者、风流人物的“群英谱”。陈写这些人，既不刻意对性格加以摹写，也不纠缠道德细节，而是把人物放在广阔时空背景下，作穿透性的审视和剖析。他的笔端常常带着文化意味的惋惜、悲叹、怜悯和调侃，人物的命运反衬出时事变革的某种无奈和辛酸。试举几例：

其一，1943年《癸未春日感赋》：“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麤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该诗写的是顾颉刚。诗中读书师秦吏，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楚人钳市指文字狱杀身之祸。陈对文化钳制一向反对，甘于百年麤（同“粗”）粝（糙米）的贫困和家庭生活的拖累（南齐周颙、何胤都信佛，周有妻室而何无，两人修行各有所累），但是在官方各种规制之中，也还有一些文人自觉吹捧领袖。据载，国民党党徒朱家骅等计划向蒋介石献九鼎，请顾颉刚撰鼎铭文字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蒋初甚满意，后大发雷霆，众人均不解其故，多方打听，才知道鼎铭后四句的首字连起来是一句骂人的话“我在（载）献宝”。客观讲，顾颉刚本来也是能做一些学问的，其有关历史的考证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因为热心政治而又无法适应政治的特定环境，终于落得笑柄，让人见怜见恨。

其二，1947年《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首》：“当年闻祸费猜疑，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馀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该诗写的是民国初的黄濬，字秋岳。黄少有诗名，著掌故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曾为梁启超秘书，后汪精卫召往南京行政院，抗战初期被处决。关于黄氏之死，一般说法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前，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下游江面最窄处的江阴水域部署封锁，掳获日方在长江的商轮及舰只。因计划外泄，一夜之间日轮逃出封锁线，后查泄密者是行政秘书黄秋岳父子，遂以汉奸罪将之处死。但是曹聚仁、梁鸿志等质疑说，黄氏此前早就因受到怀疑被调离秘书职位，无法参与最高军事会议，江阴计划泄密另有缘由，当局杀黄是因民情、舆论所迫，泄愤塞责转移视线而已。黄氏人虽不耻，但诗文工夫甚深，陈很赏识他游旸台山看杏花诗“旧京无梦不成尘，百里还寻浩浩春。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俟后游人。山含午气千塍静，风坠高花一晌亲。欲上秀峰望山北，弱豪渐见壁碑新。”对其人有奇才而无操守深深惋惜。

其三，1950年《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国魄销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该诗表面写冼玉清，实际讽刺的是范文澜。国魄销沉，指当时一边倒的政治气候导致中国本位文化精神丧失殆尽，史学传统也随之消亡，特别是官方化的史学家范文澜等出于政治需要，秉承毛泽东和中央旨意，歪曲历史记录，其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农民起义、建立新政府为“正统”，以所有历代王朝为“伪逆”，颠覆传统历史观念而为政治服务，“遵命史学”信口雌黄横行一时，陈为之深感忧愤。

其四，1964年《甲辰天中节即事，和丁酉端午诗原韵》：“争传飞燕倚新妆，看杀风流赵艳娘。林邑驯犀劳远使，昆仑贵客满高堂。青蛇白蟒当年戏，绿粽红花此日忙。节物不殊人事改，且留残命卧禅床。”这是写当时第一夫人，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出访东南亚的情形。王本人涵养深厚，长相甜美，体态多姿，首度以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穿旗袍、戴项链，“飞燕倚新妆”、“风流赵艳娘”，与资产阶级印尼总统苏加诺共舞，大出风头，其形象在民间轰动一时，许多女孩子把出访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后被妒火中烧的江青在“文革”中酿成“项链事件”，差点要了王的命。林邑为东南亚古国名，昆仑是古代中印半岛的各国，都暗指出访一事。时过境迁“当年戏”，节物不变而政坛人事更替，让人唏嘘不已。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其政治目的，但也未尝不与其当初在北大受那些学者名流的冷落有关，自卑心理和冷遇情节让他后来发动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批斗尤其剧烈，而对比一下江青和王光美两个女人的心态，更可见证文革运动夹杂的复杂人性心理。据记载，文革中江青对红卫兵说，“王光美不老实，在去印尼之前来看我，说想戴项链，穿花衣服，我主张穿黑衣，作为一个党员不应该戴项链。”后来，红卫兵们给仍是国家主席夫人的王穿上一件丝质旗袍，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宽边草帽，在其脖子里套上一串乒乓球串成的稀奇古怪的项链，每个球上打了叉子，进行公开批斗。想想王当初的艳惊四座和后来的人格扫地，叫人如何评判历史的这种“变脸”？

其五，1966年《丙午元旦作》：“雀噪檐间报早春，今朝聊作太平人。小冠久废看花眼，大患犹留乞米身。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昨宵门外南风急，色褪桃符满战尘。”此诗写的是林彪。当时正是文革发动之初，高音喇叭像檐间麻雀，在作者住处喋喋不休、震耳欲聋。再看周围造神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让人欲说还休。林彪，湖北黄冈人，而黄冈即明清时期黄州府治所在地。林彪首倡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神话到极点也就成了鬼话。由于林的大力鼓吹，“赤县果然成赤县，神州真个是神州”（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题词》之三），而此时南方边境战尘骤起，中越战争疾风劲吹，新的一年宁静一些、太平一点的生活又在何方？

其他还有1952年《吕步舒》：“证羊见惯借耝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春秋》：“石碏纯臣义灭亲，祭姬一父辨人伦。春秋旧说今皆废，独讳尊贤信是真。”【证父偷羊、借锄给父亲而居奇，都是传统上不孝的典型，但是建国以后这些都成了常态。大公无私、大义灭亲，传统文化上都有保留，现在均成了时尚。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因为不识老师著的书而加以批评，现代的后生们则是明知先贤作品而大家批判，自然远远超越古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忙着与父亲划清界限，学生辈如顾颉刚等更是急着步吕的后尘，对老师落井下石，为亲者讳的传统废弃一边，为尊者讳发扬光大，舆论一律不得批评政府及领导，政治伦理扭曲令陈之心情十分沉痛。】1955年《乙未人日》：“岭南此日思悠悠，愧对梅花六岁留。废疾久遮今世眼，登临犹发古时愁。画符道士翻遭祟，说梦痴人总未休。节物不殊情绪异，阿龙何地认神州。”【胡风是早期著名左翼作家，常常以革命及真理自居，对他人作政治讨伐，此时这个旁门左道的镇鬼道士反而遭鬼祟，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成了真的痴人说梦，山河异化，不知东晋的王导（小名阿龙）是否还能辨认出故地？】1958年《南海世长百岁生日献词》：“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看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真是幸运，能够在康南海百岁的时候献上致辞，这一百年来的变化难以谈论，看看天上星移斗转，回想世间东京梦华，历史都成了过眼烟云。维新党人梁启超虽然有后，但是因为其子粱思成的公开表态，违背了先辈遗志，有后也等于无后，就如同唐代李德裕建的平泉山庄，当时珍奇无数现在已不复留存。这种悲痛贮满玉溪又难以言传，到头来只好暗自默默承受。】

穿越时光，我仿佛看到，陈写这些人和事的时候，眉宇之间凝集愁绪，笔调总带一丝踌躇，就像行吟泽畔的屈原，他为人物的悲剧性命运而感叹，为人格的扭曲发展而愤慨，为文化的凋敝荒芜而不安，但是，许是因为性格、经历和时代的缘故，陈寅恪又无法对此大声疾呼，更多的只能是寄玄言于句中，期三隅于字外，内心默念“后世相知有别传”。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段时期曾经的诗坛女神、与鲁迅并称“双子星座”的郭沫若究竟在写一些什么东西？

《满江红·领袖颂》：“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挟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镝！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到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当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1961年，陈寅恪在《赠吴雨僧》中写道：“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巨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在该诗中，陈暗暗讽刺：郭沫若这等文人们，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那些应景之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休止；
是否要等到蓬莱水浅，东去的大江西流才可以呢？文坛巨子，不要过分夸耀飞腾巨笔的威力，其实所写的东西，总超不出马列主义的范围，不过是些政治口号而已。诗句里的卑田院，本作悲田院，原指佛教寺院救济贫民的场所，代指乞丐们唱的莲花落，再转指“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中的白话诗。

我们当然不应当过分苛责那些历史的过客，一心为王者师的愿望，君子当报知遇之恩的心理惯性，让郭沫若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和学术，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应当用苛责的眼光去审视历史本身，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三

中国现代的这段历史，事件纷繁，人物众多，波澜壮阔，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随着时间的飞逝，留在大多数人记忆中的“本原”已经逐渐模糊，又夹杂多种因素导致的“变异”，和一些精心的改造和伪装，更使得历史如同“雾里之花”。寅恪出于研究历史的责任，传统士人为天地立命的心魄，运用他的博学广见深识，比常人更深邃地传递出了这种翻云覆雨、波诡云谲、莫衷一是，揭露出了历史人物的矛盾和冲突，努力表达了一种评价的艰难和复杂。

例如，1944年所作《阜昌》：“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字面大意是：南宋刘豫，建立降金的伪政权，年号阜昌，这个刘天子很能写点诗；
金魔元好问编辑《中州集》，“以诗存史”的时候，没有以人废才，也收录了刘豫的作品；
三国的阮瑀，才华横溢，不愧为“建安七子”之一；
南朝的褚渊，少有清誉，后背叛原主节操尽失，如果褚渊不是长寿，也不致于身败名裂，每一想起总感到一丝悲凉；
千秋读史，多少风云变幻，那些历史人物的功过并不是很容易评说；
天地悠悠，有如棋局，不知收官之际胜利究竟属于谁；
世事变化无穷，转眼间千年过去，沧海已成桑田；
那神话中的填海精卫，悲剧性的命运总是让人平添几多疑虑。

但实质上，这又是一首品评现代著名人物的密码诗。作者以南宋伪齐帝刘豫，比拟在日本战区建立伪南京政府的汪精卫，以《中州集》收录刘豫诗作，表示对汪精卫诗词作品的欣赏，汪少年时才情出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知鼓励了多少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阮禹掌管曹操文书，类同汪经常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撰文阐述三民主义，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理论家，是孙中山思想的代言人，乃至直接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
汪生平数次历险，曾经刺杀清摄政王，也曾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刺客袭击，皆大难不死，时人多有论述汪若早死，不失为革命先驱、国家领袖，甚至烈士的美誉，但是因为后死，以致留下千古骂名；
不过，从历史角度看，汪精卫的功罪并不能简单化地评说，国共之间、美苏之间、国民党内部对于当时情况下中日关系如何处理，一直有着极大分歧，西安事变的发生带有极大偶然性，蒋介石抗战也是迫于各种形势的结果，而事实上，后来的共产党正是利用抗战之机发展壮大，终于又推翻国民党政权，演变出沧海桑田的又一出历史壮歌，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
如果联系这些后来发生的种种事端，汪本人的心理变迁、他的和谈主张的功过，外界盛传的他与蒋介石“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不惜牺牲个人声名想要保全国家，甚至他本人的死因都是值得深深追索的。陈寅恪通过他的诗，揭开了历史人物的评价复杂性和辩证性的一角。

是的，在中国有这么一个怪现象，谈起很多人来，妇孺皆知，但是评价出奇的单一，好人、坏人、汉奸、英雄、烈士、革命家、卖国贼，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把人物丰富多端的命运、纷纭变化的历程，微缩成人像标本上的一个又一个标签，正是在这种标签式评价、归纳和对后一代的教育传承中，不仅失去了历史的丰富、多元和人性的复杂、诡异，最终也失去了真实的记忆，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例如，历朝历代，经常发生外族入侵，国家面临危险之际，总不乏战、和两策，究竟是战争对，还是和议对，难道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吗？这方面最著名的是秦桧主持的“绍兴和议”。秦桧因为主和谈，杀岳飞，留下千载骂名，以致“人从岳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但是，抛去谋害岳飞不论，仅就南宋南渡之后，依靠秦桧的管理能够长期偏安一隅，而后来主战者张德远一战而败，韩诧胄再战再败，只得又走和议老路，难道和议本身的政策取向一无是处吗？又，杀岳飞一事，即是秦桧极力主张，没有当时高宗皇帝的支持、默许甚至指使，又能够轻易办到吗？文征明曾经写过一首词，将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本人，李洪林先生在其《理论风云》中评价说，历朝历代，几乎没有直接指责皇帝的作品能够公然刻碑流传后世，但是文征明的这首《满江红》却是一个例外：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一句“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足以为千年历史的真相添加一个绝妙的注脚。又近日据网络传闻，某地出土秦桧遗嘱。在该份遗嘱中，秦桧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应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秦桧在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且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寝食不思，以致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但也说岳飞有功名心，性格比较孤僻，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又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犯了人臣的大忌，秦桧竭尽全力想保全岳云和张宪，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和不便说是皇帝的意思，只好以“莫须有”含糊应对。

秦桧还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
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
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声名；
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或许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

我不能说网络报道的真实，也不可否认现在流行一股并不恰当的“翻案风”，但是，在品评历史人物的时候，更多一点辨证，更多一点追问，更多一点还原，是无疑应当的。即使普通民众也并非白纸一张，也有各种情感纠葛、命运幻化、心态曲折，何况身处大时代旋流之中的那些著名人物？而且，我还常常默想，我们总是想追问历史的真相，但是，善良的人们，如果真有一天，真实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目前，我们普通的神经是否能够承受？哲学家说，文明常常与疯癫相伴，仔细想想，那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啊！

四

支撑人的最终力量，是精神。诗写得好，也必然少不了传递一种精神。陈寅恪诗的诗正如此。阅读陈寅恪的诗，实际是在和本人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在对话中，你会发现这个人不会讨巧，不愿随俗，不善变通，不肯盲从，身上体现的正在其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所表达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已经成为陈一生的立命之本，不管任何情况下的威逼利诱、艰难困苦，他都坚持到底，一丝一毫不愿退却，拒绝到北京中科院也好，排斥组织关心照顾也好，发表申明“清除”门生弟子也好，根源在于是这种精神，至死未移。

例如，早在1929年《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陈就这样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竟然超过中国人自己，以致很多人到其国度留学，弄得在国内的学者们羞愧欲死。特别是那些田巴鲁仲（胡适？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还要靠在座的多多努力才是。我这个人，比较狂傲，不喜欢为了别人读书。要说做学问有什么秘诀，能够赠送给各位的，也许就这点体会算不传之密了。可以想见，陈为什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强调，研究学术不能先存一个马列主义，再去做学问。陈的一生，最可贵正在一句“读书不肯为人忙”。

由于这种独立精神，陈多次对盲目信奉、不加批判地尊崇马克思主义表示不屑，对知识分子竞相参加政治学习，真诚地改造自我表示不满。如1950年《庚寅春日答吴雨僧重庆书》：“绛都赤县满兵尘，岭表犹能寄此身。菜把久叨惭杜老，桃源今已隔秦人。悟禅獦獠空谈顿，望海蓬莱苦信真。千里报书唯一语，白头愁对柳条新。”【新政权崇尚红色，把个神州搞成了真的赤县，可喜的是岭南暂时还能有一席容身之地。一些老朋友对我的生活给予照顾，但世外桃源已经是难以寻觅了。共产党的激进革命论调，就像慧能的顿悟说，看似捷径，不过世界大同思想恐怕是一场空谈，遥望海外蓬莱的台湾，保留一脉也很困难，今后的日子如何去度过，只一个愁字在心头久久荡漾。句中獦獠，原指南方少数民族，代指佛教禅宗六祖岭南人慧能，此处用语偏狭，有不屑的贬义，与下文蓬莱对比强烈，可见作者对马列主义的深刻怀疑。】同年《经史》：“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虚经指《冲虚真经》，即《列子》，腐史，指司马迁的《史记》，用虚经（列）腐史（马）暗扣“马列”主义。《鲁论语》为《论语》汉代传本之一，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用喻当时竞相“学习”的时代风气。】同时，又在一些诗中对学术环境上的无助和孤独，寄与深深的遗憾。如1951年，在《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陈这样表示：“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君今饱啖荔枝去，谁话贞元七十秋。”【曹溪，指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喻当时意识形态。举世皆遵从官方信仰，作者羞与为伍，愿意像晋代伧道人守江东旧义，到老坚持自己立场，只是老友远去，再也无人可以交流释怀了。】1956年《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陈写道：“红云碧海映重楼，初度盲翁六七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作者对于生命没有什么特别的珍惜和留恋，但是对于自己学术生涯被迫中断，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陈深感酸楚。通过上述这些诗，完全可以想见陈为人不愿盲从时尚、追从流俗的一面。

也由于这种独立的精神，陈的笔下，对当时世间万象作了记录，表现出诗人对这个世界、对普通民众艰难生活的深深关切之情。例如，1938年《蒙自南湖》：“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生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其中“黄河难塞”写的是当时国民党为阻挡日军前进，不惜人为造成黄河花园口决堤，引河水南流，导致三省受淹，灾民无数，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军却毫发无损。1940年《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鱼龙灯火闹春风，仿佛承平旧梦同。人事倍添今日感，园花犹发去年红。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和1945年《目疾未愈，拟先事休养，再求良医。以五十六恣述意，不是诗也》：“鸿洞风尘八度春，蹉跎病废五旬人。少陵久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张公高论非吾解，摄养巢仙语较真。”都是写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惊人上涨，每天花一万块钱，也吃不到什么东西，每个月拿双倍的薪水也还担忧生活，而政府以法币取代银元，乘机大发国难财，都曲折而又鲜明地表达出作者某种愤慨、伤痛的情绪。1959年《乙亥七夕作，前二日立秋》：“褦襶谁家可小休，玉簪前夕报新秋。人间佳节销魂过，楼外明河照梦流。丹药黄金徒扰扰，青天碧海自悠悠。年时总噪填桥鹊，一水终留万古愁。”则是写大炼钢铁运动。褦襶，夏天遮阳的凉帽，当时人都忙疯了，谁也无法正常休息，空把佳节误了。期望灵丹妙药、点铁成金，纷纷扰扰、乱乱哄哄，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及。每年七夕的喜鹊，总是噪叫不已要填平银河，就像现在的“大跃进”运动，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年复一年，填来填去，银河还不是那原来的银河，共产主义也终不过是一场神话，空留万古愁绪。

当时代跨入解放以后，陈寅恪更是本着这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所遭受的屈辱、传统文化做经受的毁灭作了忠实的记录。1952年《壬辰春日作》：“细雨残花昼掩门，结庐人境似荒村。简斋作客三春过，裴淑知诗一笑温。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芳时已被冬郎误，何地能招自古魂。”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清华由原来综合性大学改造为纯理工科大学，那些清华毕业生要想寻宗问祖，已经难觅旧巢，而且不仅有形的大学体制变化了，无形的学术精神也不复存在，导致教育断层。1953年《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海天明月伤圆缺，岭树重楼困火汤。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无论学术上的各门各派，还是政治上的各大民主党派，在解放初期的形势下，都闭口作哑羊，要说的话，也只剩下一味的歌功颂德。1954年《闻歌》：“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凉州乐世歌。座客善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直接批判当时官方海晏河清式的片面宣传，为什么形势一片大好，还不是因为主人需要这种应和之声？1956年《乙未迎春后一日作》：“乍暖还寒几换衣，今年节候与春违。黄莺惊梦啼空苦，白雁随阳倦未归。批史独悲朱墨乱，看花谁送紫红飞。东坡文字为身累，莫更寻诗累去非。”写朱墨批点出另外一种版本的历史，暗喻官方对历史的篡改与歪曲。1957年《丁酉五日客广州作》：“照影湘波又换妆，今年新样费裁量。声声梅雨鸣筝诉，阵阵荷风整鬓忙。好扮艾人牵傀儡，苦教蒲剑断锒铛。天涯节物鲥鱼美，莫负榴花醉一场。”诗中颔联嵌入“鸣”“整”二字，指当时如火如荼的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可叹知识分子就像端午节的艾人傀儡一般，被纷纷引蛇出洞，脆弱的菖蒲又如何能砍断精神的枷锁？

时代跨过新世纪，回想反右、大跃进、文革，仿如一场场噩梦，在官方刻意的某种淡漠处理（例如现在的高中历史中文革的内容，老师总强调不必多了解，不会“考”的），让新的一代几乎与历史绝缘的情况下，陈的诗仿如一把锤子，强劲地在我们心头不断敲响，作无声而又顽强的抗争，但愿这种抗争不再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五

晚年的陈寅恪，基本放弃隋唐政治史研究，转而用极大的精力投入《柳如是别传》的写作，用他自己话说，“著书唯是颂红妆”（1961年《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为什么会有此巨大的转变？为什么要研究常人所不屑的妓女？至今难以说清。

引起陈兴趣的，首先是柳如是的才气。柳如是作为秦淮八艳之一，聪慧过人，一篇《金明池·咏寒柳》词为陈所激赏，评为明末最佳词作：“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如故。忆从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因为柳如是的这首词，陈寅恪把他的居所称为“金明馆”，论文集称为《金明馆丛稿》，文集称为《寒柳堂集》，诗，居室称为“寒柳堂”，可见对柳如是之推崇程度。

单单是才情，未必是陈寅恪博得如此关注的理由。更是的是柳如是在大历史背景下悲剧性的命运牵动了诗人的心。柳，幼年被卖，年稍长，流落青楼。以绝世才貌与当时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热切，初与复社领袖陈子龙友好，但陈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早亡，后遇东林领袖人物钱谦益，结为秦晋之好。明亡后清兵南下，柳劝钱殉节，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择其一，并愿意与钱一道投水殉国，但是钱沉思无语，最后到水池边试水说，“太冷，不能下”，柳奋而投荷花池，被钱托住未果。钱谦益降清以后，一度得意后又遭猜忌下狱，柳代他多方贿赂营救其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抗清的郑成功等联系，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钱后来郁郁而死，钱氏家族趁机相柳如是逼索房产，如是投缳自尽，凭借从容一死，使得仇家入罪，意图为子女保全一些财产。一代奇女香消玉殒，死后不仅未能与钱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只留下一座孤坟，在天地间久久低诉其不幸遭遇。世人评价，钱谦益作为明末大文化人而降清，足为后人所诟病，但幸有柳如是的种种义行，冲淡了人们对其的反感。柳的才情、个性、魄力丝毫不逊须眉，而节气、志向、见识更远超同时代诸生。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成为现代历史研究中一部奇书，虽然是为钱谦益翻案之作，但更多的是对于柳如是的赏识、怜爱乃至敬佩。1954年陈写柳如是不负钱谦益，《题<初学集>》：“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潠田。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钱谦益因暗中抗清，其《初学集》等著作在乾隆后长期遭禁，陈早年偶尔阅读过，深为感佩。自觉平生才识远不及先贤，但研究领域却相近似，所以感受亲切而复杂。陈评价柳如是，欲仿春秋时期梁志死伴要离，宋代梁红玉誓随韩世忠，至死相伴钱于东海南山，不离不弃，而且志向过人，让英雄脱彀，得享佳年，终于没有辜负钱的知遇之情。对柳的推崇可见一斑。1955年陈有《乙未阳历元旦诗意有未尽，复赋一律》写柳：“高楼冥想独徘徊，歌苦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总难裁。”其中“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一联，语含万分悲痛，心感千般凄凉，更见诗人多少辛酸的慨叹啊！

“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太平时期悲欢离合的程度，总不及离乱之世的剧烈，可怨可诉的不幸，也总不及无法言说的惨痛。真正的悲剧，是没有刽子手的伤害，是冤无头、债无主的境地，是千方万法总不能挣脱的宿命。柳如是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必然，是当时环境、体制的产物。而把眼光从柳如是和同时代的李香君、卞玉京、顾眉生等人的身上放远一些，我感觉到诗人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在现实层面不可能实现的冲突”，是人在哲学层面生存的复杂和矛盾。“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好的诗，最终写出的是一种哲学意味。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一位法律学者对窦娥冤的重新解读。窦娥，三岁丧母，七岁父亲将其卖给人家作童养媳，长大后成亲两年丈夫又去世，一心伺侯婆婆，却被无赖张驴儿父子威逼与其双双成亲，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婆，却误毒死了自己父亲，想和窦娥私了未果，遂恶人先告状，尽管窦娥经受了刑讯，但为了保住婆婆，委屈承认下毒被判死刑，临死前发下三般誓愿，一是热血飞白练，二是六月下大雪，三是三年有大旱。此后，一一如验。两年后，做大官的父亲巡视到该地，窦娥冤魂告状成功，得以昭雪。古往今来，感天动地窦娥冤，不知引发多少人同情的泪水。一般学者解说，窦娥的冤屈，是官吏贪污、刑讯逼供和昏庸无能造成的。但是，新的研究表明：

第一，窦娥冤与官吏贪污无关。尽管剧中有太守要诉讼费的话语，但因为元朝时期，官员没有固定俸禄，打官司收费是其生活来源，是一项制度，无可非议。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张驴儿给太守送了钱，张本身也是穷光蛋，要送也送不了多少钱，为窦娥昭雪的窦天章也说太守弄错了罪名，并没有说他因为贪污而乱判案。今天打官司也同样收费，收费并不等同于冤假错案。

第二，窦娥冤也很难归结为官吏的昏庸无能。虽然太守的确不如狄仁杰、包拯等断案如神，但是历代官员成千上万，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天才式人物的出现，总是可遇不可求的，古今千年包公也只有一个，即便后来为窦娥昭雪的窦天章，如果不是因为冤魂恰恰是自己女儿，且有三桩离奇的怪状在先，也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相反，桃太守作为父母官，他的职责需要他迅速查明，谁杀害了张驴儿的父亲？审判最初，桃太守并没有忙着动用刑讯手段，而是多方推敲证据。从证据角度看，很多方面指向都对窦娥不利，一是死者是张驴儿的父亲，儿子毒死父亲的可能性通常要比外人小；
二是毒死张驴儿父亲的汤又是窦娥做的，下毒机会窦娥要更大；
三是人死了以后，蔡婆婆、窦娥起初都不想声张，还想自认晦气收敛死者“私了”，只是张驴儿坚持要窦娥下嫁才不得不“官休”，似乎有意要掩盖一些什么东西；
四是张驴儿此前已经住在蔡家，自称蔡婆婆是他后妈，如果没有两个寡妇的同意，张作为陌生男子，一般是无法堂而皇之入住的，这表明张驴儿的身份有某种合法性；
五是窦娥起初挺住了严刑，但后来又怕婆婆遭罪，自己承认了杀人，这种转变尽管动机高尚，但在常人看来不近人情。桃太守想要为民除害，基于上述种种迹象判定窦娥更有可能放毒，似乎合情合理。

第三，窦娥的悲剧也不意味着对封建统治的倾诉。窦娥的三个誓愿，反抗的是天，一般来讲，天意味着天子和皇权，但是并不总是一致，与其说窦娥是在反抗封建统治，不如说是希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向整个社会证明自己无罪。这种谴责和抗议不是直接地、仅仅针对皇帝和衙门，而是针对整个社会，三年大旱受罪的是楚州老百姓，心理学上看，只有觉得被整个社会放逐的人，才更有可能具有这种对整个社会仇视的愤世嫉俗。

如此的追问，我们获得的是一种真正悲剧性的崇高感。从当时社会条件下来看，没有DNA，没有指纹、足迹鉴定，没有对毒品的化学化验手段，没有更专业的死亡解剖，而案子又不能不断，社会治安又不能不管，可以说，即使包龙图再世，也很难运用足够的现实证据为窦娥昭雪，很多时候我们要求铁证如山，“以事实为依据”，但是因为各种局限性，谁能说真正了解事实？而且，让窦天章为窦娥昭雪，也有一种深刻的象征意义。窦天章当年为了自己前途，出卖亲身女儿，换取路费进京赶考，应该说对女儿是心存愧疚的；
如果女儿真的犯下十恶之罪，一旦为人所知，窦本人仕途也难免受影响；
也只有父女之间的天然亲情血缘关系，才更便于解释窦天章接受窦娥鬼魂申诉的强烈动机。种种分析表明，窦娥的冤屈超越了以往的经验范围，反映的是由于人的智力、能力限制、社会技术的水平限制而必然导致的永恒悲剧，是经过升华了的人类整体性命运的悲剧，知晓了这种悲剧的根源后，我们获得的不是快意和轻松，而是灵魂深处的战栗和敬畏！

话题似乎越扯越远了，其实思维本当如此，正如福柯所说的，“人远比他想象的要自由”啊！

2008年深冬，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金陵。在数十个寒夜独对往哲、掩卷沉思之际，我的心底升腾起一些无法准确言说的感受，草成下面几句，算是与陈寅恪穿越时空的交流：生命底色是悲凉，富贵功名梦中看。惊天动地终归寂，盟山誓海亦催干。八方遍觅非吾土，千载追思有余寒。纵在接踵摩肩处，也无一人可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