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火_远方山头

　　清明将至，我没有准备回乡，从《手机报》获知，近几日将是出城高峰期。我由此联想到高速公路，进而联想到了昨年的今天。　　昨年的清明，正是春光灿烂，我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关于春的诗词，分享杜牧之的《清明》。雨纷纷，欲断魂，孩子们入情入境。分享完毕，我要求孩子们模仿《清明》的手法，结合现实生活写一首现代七绝。为了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我率先即兴赋诗一首：“清明时节暖洋洋，高速路上行车忙。试问哪家哭丧有?都把祭祀当排场。”吟毕，望向窗外：暖暖春光，菜花正铺满远山的路……孩子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旁听的孩子们的家长非常满意，我也兴致昂扬。
　　那是我去年最穷的一段日子，我利用周末，在外面学校上写作课。现在回想起来，我突然为吟出那首诗而感到有些后悔——那都是些即将小升初、拟冲刺名校的孩子，尽管我自认为“创作”的那诗还颇有韵味，但我只是蹈袭前人，急于让孩子们应试，对清明的诠释却是那么的浅薄而消极。我本想对比突出古人在清明时的真切悲痛，但给那么年少的孩子讲那么现实的诗句，不免过分了些。
　　后天便该是清明了，我越发感到躁动与不安。以前当战士时，我最怕的节日是春节和中秋。那个时候，我往往会选择在节日时站哨，因为只有站哨，我才可以在守护驻地的团圆与欢快的同时，感到一份只属于自我的孤独与温和、悠远与宁静；那时，我便会带着淡淡的哀愁，想念远在家乡的父母与女友。那样的感受，伴随我上了军校、当了排长，再恋爱、然后结了婚……好长一段日子里，我对春节和中秋的感受越来越淡；再后来，每逢这两个节日，还多了些不可回避的应酬。而清明于我，一直有些遥远，这可能跟家乡的偏远以及部队的管理有关。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正式在清明当天回家乡给祖先上过坟。
　　去年的“十一”，幺爸的肺癌到了晚期，他的养子又因**被关进了看守所，身为我们这辈的长男，我有义务要回去。在我的带头下，亲戚们纷纷响应。我骗幺爸说他的养子二娃不久就会出来；我还对幺爸说，坚持就是胜利，信心创造奇迹。我像在给面临任务的战士作动员。在我们的打气下，幺爸乐呵呵地说：“是人都终有一死嘛!生命对谁都是公平的。”我们离开家乡后一个月，幺爸最终还是走了。在他弥留的日子里，是我父亲里里外外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父亲是长兄，长兄如父。父亲是一个执著而憨厚的人，从来都不会因为别人的态度改变自己的做法。幺爸命悬一线时，人情的冷漠让人不寒而栗，其对健康的威胁，甚至远远大过了癌症本身。因为癌症，幺爸家里已经被掏空了，周边的亲戚也都躲得远远的；而他远在深圳的亲生女儿仅回来过一趟，扔下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走了。唯有父亲，自始至终都和我幺妈一起，每天给幺爸买氧、换氧、喂饭。听说，每天夜里，总能听到一声声“哥哥啊——!”，之后便是一阵阵呼吸堵塞的声音，让人从骨子里揪心。直到料理完幺爸的后事，父亲才算真正归了家。母亲没少为这事抱怨，说就连和幺爸同父同母的几兄妹都没怎么行动，和幺爸只是同父异母的父亲又何必那么上心。
　　这又让我想到了读初中时，父亲照顾病危的外婆，也是那样没日没夜的看护。父亲这辈子不在乎别人回报，总是默默地付出，并且在付出中收获着心的快乐。在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可以推演的印象，或许那就是爷爷的影子。
　　父亲做过医生，当过会计。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健壮而威严，时常坐在药房的诊断桌旁，仔细地看医学书。父亲坐得笔直，穿着也非常讲究：上着扎腰的白确良衬衣，下穿天蓝色裤子，还戴着一块醒目而时尚的“上海牌”手表。他的身边，放着个印有红十字的、牛皮制的、方方正正的行医箱。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赤脚医生。那个时候，没有行医手续，也没有挂靠的单位，当医生全凭邻里乡亲的信任和师傅手把手的教授。
　　我家那时比较富裕，在村里，是第一批住上四排三间带转阁砖瓦房的。我和妹妹经常从父亲诊断桌的抽屉里偷钱，拿去买花生糖和一起玩的小朋友们吃，因此没少挨过母亲的打；但由于读书成绩不错，挨打时又往往有父亲在一边护着，所以我们有着一般村里孩子没有的优越感。后来，我从村小到了乡小，父亲为我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飞鸽”伴随了我青春期的萌动。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时我会趁父母不在家，偷看父亲的药书——那上面有女性生殖器的图画。在浪漫中、朦胧中、梦幻中，我顺利地进入了省重点中学，妹妹也快小学毕业了。
　　到了我念高三的时候——也就是1993年——父亲惊喜地告诉我，他当村会计了。然而，父亲的惊喜没有感染到我。那天，父亲照例用蛇皮口袋装了些米、面、蛋、油给我送来，为我冲刺高考补充营养。他眼巴巴地望着我，好像在企求和等待我对他的回应，希望回应中有肯定；然而，我却只心情复杂地希望父亲快走。我长大了，变虚荣了，担心父亲损我的面子。从高二开始，我就时常觉得父亲无能——他总是眼巴巴地望我，望得我发软。我当时讲哥们儿义气，喜欢打架，热衷于谈恋爱，觉得父亲懦弱、没脾气、不修边幅，与城里成功人士的形象格格不入。我最受不了父亲用眼巴巴的神情打探我的心事。恋爱的挫折、小小社会的“风云”和高考的压力，让我躲避不及。再后来，妹妹上了初中；我入伍的时候，妹妹考上了中师；我服役三年后考上军校时，妹妹便参加工作了。妹妹跟我一样，在成长时期都觉得父亲太过软弱。父亲一直扮演着慈父的角色，母亲的强悍让他在我们面前时常失去应有的威严。
　　对父亲印象的改变，是近几年的事，也许也是我成家了的缘故。父亲是镇里资历最老的村干部。整整二十年了，他一直是优秀党员、优秀基层干部，每届干部选举他都以压倒性票数胜出。老家堂屋的墙面上，最早贴得满满的是我的奖状，后来是妹妹的奖状，再后来一直都是父亲的奖状。多年来，镇党委多次要他当书记，他总推说性格不适合——这的确也是他自己的心声。父亲的医术也越来越好，要看几个村甚至其他乡的病，乡里不管老老少少都认可他。唯一不足的是，在我和妹妹读书、创业的过程中，对比社会经济的进步，父亲的经济条件的确是落后了。看到父亲年轻时的成功，看到父亲供我们成长后的衰老，再看到如今父亲见到我们一家团团圆圆时的喜悦，我深深感到父亲的不易。我敬佩父亲开展工作时的精神。那是一种真正为民服务的精神。听说，父亲想辞去工作很难，镇里的领导和乡亲们都舍不得他。这也是我无法独断地把父母接进城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