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奥运盛宴下的隐忧|

　　“中国制造”风靡伦敦奥运会　　除了天天都有金牌和奥运明星在国歌声中诞生外，谁都没有想到，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场外最耀眼的巨星居然是大获全胜的“中国制造”。　　据马来西亚《中国报》报道，此次预期可为英国带来10亿英镑收入的奥运纪念品，65%由中国制造。从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当晚绚丽的烟花表演，到各国入场的运动员服装，再到游客们购买的各种纪念品，背后都有“中国制造”的身影。它们可能利润率很低，也没有品牌效应，但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国实业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坚持让世人瞩目。
　　7月初，美国代表团奥运开幕式上所穿着的礼服因其“中国制造”的“出身”，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甚至扬言应将其全部焚烧。但是，无论美国的政治家们是否喜欢中国制造，伦敦奥组委以及各参赛代表队对中国制造却青睐有加。
　　本次为美国队提供服装的是大连大杨集团。2008年奥运会该企业就已经为美国队生产队服，该企业80%的产品是为国外著名西装品牌贴牌加工，年出口西装500万套。而东道主英国队的入场服以及伦敦奥组委的官员、裁判员服装，总计1.1万套西装礼服，由山东烟台的一家服装生产商生产。
　　在以小商品闻名世界的浙江义乌则揽下了伦敦奥运会毛巾、床单被罩、装饰品、钥匙圈、衣服等多个种类特许产品生产。甚至手摇旗、手推喇叭、直角喇叭、帽子、艺术眼镜也成为伦敦奥运会的“座上宾”。
　　往往像奥运会这样的重大赛事，都存在下单时间短、制造工艺要求高等问题，在短时间内能够达到设计和生产标准的，只有中国制造企业能够实现。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制造”的非价格竞争优势正在日益凸显，并将成为提振出口士气的因素之一。
　　目前，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
　　理性看待“中国制造”
　　那么多的“中国制造”能够现身奥运会的商品市场，本是中国制造业的荣耀，但由于“中国制造”科技含量不够、产品档次低，往往和山寨、蝇头小利、缺乏品牌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国内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让中国制造的成本不再便宜，甚至阿迪达斯等代工企业已经把工厂都迁出中国。所有这些不免使“中国制造”又遭遇某种尴尬。
　　低廉价格—压价竞销—贸易摩擦—出口受限—资金短缺—提升产品结构受限，这是“中国制造”绕不过去的怪圈。很多中国企业还是依靠来样、来料加工，而产品设计、生产原料和加工设备大多依靠进口，这样就导致了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制造”占到65%以上，而中国企业仅能分享蝇头小利，不禁让人感叹。
　　中国有着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却有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品牌决定了中国只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要扭转这个被动局面，不是靠小部分名牌产品、短时间的质量保证来实现的，而是需要众多的企业持之以恒地维护和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也需要国家真正从根本上进行扶持。
　　不过，从目前来看，这并不意味着东南亚、印度或者中欧甚至进行“再工业化”的美国能够取代中国制造，世界仍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更离不开“中国制造”。
　　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产业转移形势确实严峻，但对于制造业的决策者们而言，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出去的进程将十分缓慢，短期内有采购者大量离开中国的情况，但发生的概率并不大。最重要的原因是任何一个有可能的替代者在规模化生产方面的条件都不如中国。比如，中国制造在全球玩具市场上有着高达95%的占有率，这种庞大的产能意味着，任何一个竞争者若希望达到对中国制造构成挑战的水平，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前期成本。而对他们来说，考虑到制造业的利润并不丰厚，投入这些成本的回报可能不会太高。而且任何产品的生产都不是单一工厂所能够完成的，需要全产业链的分工合作。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制造在产业链的完备程度上要远高于其他竞争者。
　　此外，中国拥有大批技术娴熟的员工，企业的管理者也比较适应如何组织大规模生产。但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人力资源方面的瓶颈并非短期内可以弥补，需要中长期的积累与沉淀。
　　目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正饱受衰退煎熬，中国也难以避免。无论是低迷的投资，还是冷清的外贸，抑或是惨淡的用电量，都显示出中国经济放缓迹象。但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寒冬，“中国制造”仍然独擎实业大旗，贡献税收，力挺就业，不仅撑起伦敦奥运的顺利举办，也将中国经济的前行扛在肩上。
　　中国经济转型之痛
　　一边是伦敦奥运会上的“中国制造”饕餮盛宴，一边是阿迪达斯等代工企业把工厂迁出中国，中国制造业似乎已经到了必须面对尽快转型升级这一局面的时刻，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破茧成蝶”必须经历的阵痛。
　　最近几年来，企业生产线外迁的例子屡见不鲜。早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际，耐克就率先关闭了旗下唯一拥有鞋类生产设施的江苏太仓工厂。此后，耐克许多原本在中国的产能转移到了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企业的生产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同时，中国环境承受能力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几乎接近极限，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民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近期，由于环保担忧爆发的资方和民众的冲突事件有愈演愈烈之势，表明中国环保成本、环保压力等和环境承受能力相关的成本只会有增无减。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其劳动力资源不仅廉价，而且在数量上还相当丰富，这些地区吸引外资愿望迫切，外资进入门槛宽松。在利益的驱动下，阿迪、耐克等企业就像迁徙的候鸟一样，加工工厂从美国搬到日本，又从日本搬到台湾、韩国，再到中国大陆，以及如今的东南亚。而企业工厂选址的变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工厂迁出与迁入地区的经济结构正在或即将走向转型。
　　当然，转型也是伴随着风险与阵痛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关闭在华直营工厂，也折射出中国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要承受不可避免的阵痛。但令人担忧的是，是否会因产业转型过快，出现低端的要走、高端的又没来，而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朱庆骅表示，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维持低端制造、高端产品开发要实行“两手都要抓”的策略，避免由于转型过快造成转型科学性的缺失。他认为，资本是逐利的，如果企业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利润，资本才会投资企业的生产，这会加快企业高端产品的开发，高端产品的推出反过来又会增加资本的回报率。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才会顺利进行。
　　此外，安邦咨询研究员高源表示，低端的做不下去了，可能被逼着转向中高端领域，但应该有好的市场环境配合，国家在审批、融资、税收等方面都应当积极改善，否则资金到最后要么去依附权贵，要么就去搞泡沫，根本没法实现产业升级。在这方面，日本产业扶持帮助转型的政策可以借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出台鼓励产业转型政策时，应多方考证、谨慎斟酌，防止其可能带来的权力寻租现象。
　　中国经济必须转型，至于如何进行转型，行业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应该坚持以创新为主，提高产品科技含量，转变增长方式，以打造高端产品为主。此外，还应当重视品牌和渠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