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自由和保守的较量]在中国的自由派

　　书名：《经济：向左还是向右》　　作者：【美】罗杰?E.A.法默　　译本：余翔　　定价：30.00元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自由和保守的较量从来是件麻烦事。杰斐逊曾说，“世事变迁之理乃是自由之让步与政府之强大”（1788年）。到底是“大政府”好，抑或反之？换句话，商品和服务该由谁供给，市场还是政府？
　　如周其仁教授推荐，UCLA中间色彩的法默在《经济：向左还是向右》中说，2008年危机之前，多数普通人相信（哈耶克者传道的）“对个人偏好和经济运行不可能足够了解的政府只能做‘分内的事’”，而如今却普遍怀疑“没有管制的市场能像摇摆的木马自己停下来”（自我纠错）吗？结果呢，坚持“市场须管制才能更好运转”的凯恩斯者的干预方案铺天盖地。
　　法默和布鲁克斯都提到罗斯福新政。在前者看来，新政归功于战争。后者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新政，经济会更好。布鲁克斯用希尔斯在《被遗忘的人》中的话说，“新政留下了扩张的官僚政治，把国家拽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把‘伟大社会’工程推进了20年的同时，也使得几代人靠救济过活。”
　　是的，这个世界上的政府总是一相情愿地认为，“政客被选出来是为了做事，而不是不做事”。那么一个膨胀的政府做点什么好呢？于是自由者想到了中央集权、公共支出、（给富人）加税、（给穷人）再分配。问题是，这样做必定有效吗，除了诱人的政治口号？
　　法默指出，“公共支出都以缩小私人部门规模为代价”，经济远比菲尔普斯的机器模型（1949）复杂得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多数条款于1999年废止，有人据此认为，是管制的放松导致了2008年危机。而实际上，“资产泡沫自市场诞生那天起就与我们如影随形”。法默举证了过往的两次黑色星期一。1929年10月28日股市下跌了13%，史上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跌幅（21%）发生在58年后的1987年10月19日。紧随1929年黑一，美国失业率从8%飙升至（1932年的）24%。而1987年黑一却对就业没太大影响。为什么？法默说，因为市场的信心。
　　1972年，30%的美国人自认为非常快乐，到2004年，这个比例几乎没变（31%），尽管他们（比仅享受GDP中25000美元的1972年）富裕得多了。施舍来的钞票就更无助于快乐。相比那些没有接受福利援助但同样贫穷的人，接受者要不快乐得多（2001年调查结果）。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胀触发了两个转折。1930年之前多数人秉持古典主义，1930年到1970年间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在那之后古典主义卷土重来。而如今，2008年危机又把世界带到了第三个转折点上。有意思的是，它们前后脚伴生了两个“失去的20年”，一个是20年代后的英国（而在美国，20年代是一段自由放任的繁荣时光），一个是80年代后的日本（同期中国的要素释放演绎了国家经济增长也混淆了繁荣的定义）。接下来，世界可能目睹谁的下一个“失去的20年”？又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将会成真？那就要看看，激进派如何爬上自由主义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