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武和轩在1964年“回顾检查”中受批判 轩武

　　我的父亲武和轩，1902年生，曾用名肇煦，山西文水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多年。上世纪30年代初，父亲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参与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和对日屈膝投降的活动，曾一度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抗战后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与中共方面参政员多有往来，对中共的提案常签名联署，积极支持。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后又任立法委员。在1946年的“制宪国大”上，当场指责蒋介石的反民主行径，当时京、沪各地大小报争相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1949年9月，与其他52位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历届连任，最后任民革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顾问。他长期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副秘书长。1964年下半年，在民革上海市委“回顾检查”中，父亲曾受到不公正批判和处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父亲才恢复了名誉，重新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父亲病逝于1986年，终年85岁。
　　
　　一、父亲和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在这一场鲜为社会所知的、主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政治运动”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反复”而受到批判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些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又给各界人士带来诸多疑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95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弛”的方针。自1959年12月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采取 “神仙会”的形式，贯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原则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原则，鼓励大家消除思想顾虑，大胆发表意见和建议，实现自我教育，共同提高。
　　我父亲性格比较直率，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真心帮助党，在“神仙会”及其他会议上想到什么说什么。如他说：“东风压倒西风是趋势，不是现实；是政治上压倒，不是一切方面都压倒。过去是二对一（中、苏对美国），现在是一对二（中国对美、苏），怎么能说东风压倒西风？”当看到有人打棍子时，他又说：“这样举起棍子乱抡，会影响‘神仙会’精神的贯彻；不能阻碍发扬民主，不能阻碍‘神仙会’，不能有任何鞭丝帽影。”
　　1962年9月，当国内形势逐步好转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在1963年、1964年同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点名批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邓子恢等关于农村工作的主张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被当作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在1962年春向中央提出的争取对外关系相对和缓的一系列建议，被曲解后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许多主张，则被说成是“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①
　　1963年2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告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中央会议的情况，认为近一年来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浪中，进步分子坚定地拥护党的总路线，中间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严重反复，极少数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幸灾乐祸，乘机进攻，这是195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反复。
　　1962年10月，民革上海市委会召开四届九次扩大会议，动员民革党员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要求党员认清形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63年3月和12月，先后举行学习交流会和座谈会，联系近几年来党员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看法，如“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 “疑大于信”(对国内形势疑大于信)等， 提高政治觉悟。1964年2月，民革市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对民革党员进行“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推动党员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1964年下半年，民革上海市委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回顾检查”，把前几年对当时形势和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看法，作为“政治思想上的大反复”进行回顾和检查、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常委、市委委员和有代表性人士52人，各自作自我检查，并相互开展批评。在此基础上，对少数人进行了重点帮助，个别人还受到错误的批判。”②这里所说的“个别人”，主要就是指我父亲武和轩。
　　在几年前的“神仙会”上，父亲提出“我们能不能来为共产党开个药方”，他本是出于好意的这句话后受批判，理由是把共产党当成“病人”，何其恶毒!因此给他戴上“反党”的罪名。当时父亲作为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负责联系民革长宁区委，长宁区一个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曾反映“学习毛选四卷不能解决二两菜问题”（当时上海每天一人供应二两菜），父亲在民革市委主委会上转述了这句话，后来被栽到他头上，说成“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第三桩事情，民革中有人谣传山东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吃“人肉包子”，父亲曾在民革市委主委会上反映，也被嫁祸到他头上，说是“反社会主义”。就这样父亲被扣上这 “三反”的大帽子。
　　面对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父亲只能检讨。他那份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检讨稿是我代写的。当时我正好在郊区农村参加“四清”，休假回来就代父亲写了稿子，原因一是父亲当时思想想不通，很难下笔；二是父亲口才极好，但笔杆子相对差一点。我写的稿子由父亲在民革上海市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读。为了求得过关，他的检查将别人揭发的材料全部吃进，但还是通不过，一些与会者要求他谈内心的反动政治思想,并对他进行严厉批判。
　　其实，我父亲有着对蒋介石、过去国民党几十年的深刻认识和对比，所以对毛主席非常崇敬，对共产党很信任、很拥护，特别是在1957年毛主席接见后，更是如此。那是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底楼大厅接见36名上海各界人士。毛泽东与我父亲同坐一双人沙发上亲切交谈。我当时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念书，暑假回上海，父亲对我讲述当时的情形。毛主席听父亲的北方口音，问道：武先生，你是何方人氏？父亲答：是山西文水人。毛主席脱口而出：噢，你是武则天的本家。毛泽东知识之渊博、反应之敏捷、语言之幽默，令父亲和全家人非常感动。那张交谈时的照片一直摆放在我家客厅里。1976年9月9日听到广播中传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多年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对外出回家的我说了一句：“不得了，天塌下来了！”一个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有很深感情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是决不会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