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中谁最“善于做官”？ 人中有横纹

　　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至少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官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对于管理工作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知识分子也必须具有独立精神才能完成知识分子的使命。余*时在《儒家伦理与商业精神》中，就讲述了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人格独立的古代例证。周作人作为现代作家却被“学而优则仕”的惯性思维所束缚，甚至为了做官而不惜卖身投靠汪*卫的伪政权。由趋新而复古的周作人，归根到底是一个与胡适所提倡和奉行的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以人为本、人人平等、自由自主、大同博爱、遵守法律、服从规则、自我健全、尽职尽责的现代文化精神格格不入的旧式文人。在他眼里，前辈同乡蔡元培、汤寿潜的不居功、不恋权的高风亮节，反而变成了沽名钓誉、名利双收的“善于做官”。
　　教授们公开处于敌对状态
　　1929年1月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写道：“北平学潮究不知原因何在……唯反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做官可用为说明……”
　　这里所谓的“北平学潮”说来话长。1927年8月6日，自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下令将北京的国立九校合并成为“京师大学”，任命教育总长刘哲兼任校长。各校为此纷纷展开武装护校运动，一直坚持到张作霖于1928年6月2日被国民党方面的北伐军赶出北京。
　　1928年6月8日，在由谭延闿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第七十次委员会议上，时任大学院长即教育部长的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他所呈交的提案中称：“查北京大学在教育经过中有悠久之历史，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师范、农、工、医、法、政、艺术等科，及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名曰京师大学。现在国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师之名，绝对不能沿用，拟请明令京师大学改为北京大学，并请任命校长，以专责成。其内部组织，统由新校长拟具办法，呈由职院核定，藉谋整顿，而促进行。”
　　这项提案并没有获得通过，取而代之的是易培基提议的京师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任命蔡元培为校长，未到任前以李石曾署理。6月19日，蔡元培在国民政府第七十三次委员会议上提请辞去中华大学校长兼职，由李石曾接任。9月21日，国民政府第九十六次委员会议，通过大学院提交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并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10月5日，国民政府第九十九委员会议批准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长兼代司法部长职务，由蒋梦麟继任大学院长。前北京大学的部分师生，对于北平大学的设置以及由李石曾出任校长表示反对，并且再次发起武装护校运动。周作人所谓“反李而不反蔡”就是由此而来。
　　自从1925年卷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以来，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京大学国文系教员马幼渔、马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及马叙伦、钱玄同、朱希祖等人，一直站在号称是“法日派”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顾孟余等人一边；与以远在欧洲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为精神领袖的蒋梦麟、胡适、石瑛、王世杰、周鲠生、王星拱、陈源、丁西林、李四光、高仁山、陈翰笙等“英美派”及“现代评论派”成员，公开处于敌对状态。1928年7月1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所表明的就是这样的党派立场：
　　北京已改为“北平”，但此外无甚改变。……闻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李玄公于昨日到北平了，想“中华大学”可以渐渐组织起来，唯现代派诸“君子”似因此有点灰心，无再来平重张旗鼓之势，确否待证。
　　一个问号表达强烈不满
　　周作人所说的“李石公”，就是被任命为国立中华大学校长的李石曾，“李玄公”指的是李石曾的侄子和易培基的女婿李玄伯（宗侗）。周作人在这封书信的正文之后，还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特别介绍了“现代评论派”的内部分歧：“日前看见外交部张参事歆海，他对于胡适之陈西滢诸公稍致不敬。”
　　同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愤然写道：“前日北大‘武力护校’，打碎许多东西，学生会又发可笑的电报，自称‘重伤多人’，以撒诳为能事，此辈以重打赵家楼自豪，其实乃五四精神之败类，北大前途因此未可乐观。他们反李而拥蔡，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学办法亦系蔡在任所时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现在又已提议停止青运，不知何以如此为学生看中也？闻北大护校一派人对于所谓语丝‘派’猛进派均欲打倒，唯现代派可以拥护，此虽亦是流言，或不无几分真实。”
　　周作人在“五四之首魁”后面专门加上一个问号，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对于同乡前辈蔡元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否定。
　　1929年1月22日，正在南京请愿的北大学生会代表赵子懋、李辛之，与蔡元培、吴稚晖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北大改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由陈大齐出任院长。此前的北大三院仍然予以保留，第一院文科长由陈大齐兼任；第二院理科长请王星拱担任，王星拱没有到任前由王烈代理；第三院社会科学科长，请何基鸿担任，预科主任由关应铸担任。3月8日，江绍原在致周作人信中说：“‘大斋’公回北大，亦佳。否则我以为此席应由先生担任。”
　　这里的“大斋”指的就是出任北大院长的陈大齐（字百年）。6月22日，北大学生通电全国，自动恢复北京大学名称。7月20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表示说：
　　北大将独立，校长则以蔡太史呼声为高，唯不佞甚反对，其理由告知川岛，今不赘。我想最好还是请百年续办，而令其辞去考试院的官。……北大师生至今尚迷信蔡公，甚奇。至于不佞则反蔡而不拥李。近来很想不做教员，只苦于无官可做，不然的确想改行也。
　　在此后的岁月里，周作人始终没有在中国政府的官僚体系中谋到自己想要的官职。等到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之后，他先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以及由汪*卫任主席的国民政府委员之类的官职。由于他实在不具备做官从政所必备的知人善用的眼光以及实际操作的能力，反而被入门弟子沈启无等人包围玩弄，于是便出现了1944年3月15日的《破门声明》：“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