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立4000年一座江城的码头情缘|伫立的意思

　　重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江城　　在重庆，抬头见山，低头观水。　　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芙蓉江……超过10条以上的河流，从城市的身体穿行而过。长江绕其东南，嘉陵江绕其北面，两江交汇于朝天门，主城形如半岛。城中有江，江边建城，古老的重庆城便建在两江四岸的广袤土地上。
　　在这里，许多的地名就是江城最贴切的注解，比如：江、岸、川、津、水、溪、滩、沱、浩、沟……这样的地名，在重庆随处可见。江，是重庆的交通动脉之一，也是城市的主要水源，在成为城市结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缔造出一座地地道道的江城。
　　江河湖水，给予了重庆强劲的生命力，也给予了重庆兴旺的起点。
　　自古以来，重庆因水得舟楫之便，以山取物生之利，这山与水的结合，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性农业社会，造就了重庆几千年来百物聚散，商贾云集。
　　码头的出现，成了城市与江河之间最亲密的纽带，也成了重庆几千年城市繁华的承载。江河岸边的码头，往往是舟楫船舶躲避风浪与停靠的港湾，是人们进行集市贸易、集散货物的场所，人们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换，获取生活用品；在这里进行人际流动，了解或通往外面精彩的世界。官方也在这里设立机构实施行政管理，久而久之，滨江繁盛的码头渐渐演变为城镇。
　　重庆先民聚于江河，长于码头，依附于码头产生的生活环境，经年累月，积淀了丰厚的历史底蕴，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可以说，有了码头，才有了兵家扼守的要津，有了商家如云的城镇，有了行帮会馆，有了历史沧桑的城市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码头是城镇形成的基础，是现代城市的母体，没有码头，就没有沿江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就是从昔日江边的码头脱胎而出，开始了都市梦的奔跑。
　　码头初生，仅是停船便捷之用
　　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之巅的雪山之水，一路奔腾而下，绕着重庆的崇山峻岭，奔流致远——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长江。
　　从重庆江津区朱沱镇史坝沱入境，从巫山县扁鱼溪出境，长江在重庆留下了长达600多公里的绵长身影。滔滔江水浩浩荡荡，不仅给重庆带来了举世瞩目的峡江奇观，也给重庆孕育了灿烂千年的城市文明。
　　据记载，大约百万年前，峡江地区“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远古先民沿江定居，生息繁衍，渔猎生活中逐渐学会了将绑扎浮筏用于涉水渡航，进而学会了刳木为舟和制造土船，开始了峡江上最原始的航行。
　　大约4000年前，巴人在三峡地区兴起。古代巴人是水居民族，谙熟水性，习于舟楫。《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世本》、《水经?夷水注》等文献，均记载了廪君造土船不沉而成为巴人首领的故事。所谓“土船”，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陶器——陶船，这在渔猎经济时代已属先进的生活、生产技术。而造舟、驾舟杰出者，大家才公认为君长。解放之后，曾经在地处长江北岸的重庆冬笋坝沿江台地上清理发掘出巴人船棺，证明峡江地区至少在战国时就有了独木舟。舟楫的主要功能是以舟捕鱼和以舟涉水，说明那时独木舟已成为有效的水上作业工具和交通工具。
　　码头就是伴随着远古巴人对浮筏、舟楫、土船的使用而出现的。远古原始形态的码头，大多是依坡就势的自然岸坡，巴人驾乘浮筏、舟楫、土船来往于峡江上，选择在江水流速平缓，河岸沙滩平软，河面相对开阔，有利于浮筏、舟楫、土船停靠的沱湾一离一靠，那些依坡靠泊的河岸，便是码头的雏形。所以，那时的码头，形态是最为原始的，作用也仅仅是先民停船便捷之用。
　　码头的设施也是极为原始的。浮筏、舟楫、土船与河岸之间，只需两根绑扎的树干或一块砍削的木板搭跳即可，使舟船往来停靠便捷，人员上下方便。
　　从巴国到明清，码头逐渐华丽转身
　　如果只是舟楫浮筏停靠之所，码头也许在这座城市，很早就会化作了历史尘埃。
　　如今，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渝中区，曾经被称作江州，江河环抱，形如半岛。先民除了驾乘舟楫穿梭于江河之间，停船靠筏在江河之畔，渐渐地，也开始了商品交换。曾有记载：“重庆最早的商品交换，就是在江州码头发展起来的”。是不是最早的商品交换地，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成为长江上游政治经济中心的序幕，便是从码头的华丽转身而开始的。
　　公元前11世纪，巴人助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周克殷商后，分封姬姓宗族于巴。“巴子都江州”，逐步控制了以长江、嘉陵江为腹心，“东起鱼腹（今奉节）、西至焚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南部）、南及黔涪（今彭水、黔江及黔东北和湘西北等地）”的巴渝地区。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后，重庆虽多经更迭，历为郡、州、道、府、路、县治所，但一直是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时代，以水路为主的交通运输，使地处川西平原与吴楚丰饶地区之间的重庆，成为水上航运交通的必经之地，大量的舟楫停泊，商贾往来，商品集散，经济日渐繁盛。
　　由于重庆拥有两江之利，到汉晋时期，峡江水运有了更大发展，成为物资集散的重镇，重庆码头沿江一带“结舫水居五百余家”，多以运输为业，成为连接汉、荆、襄等地的要津。从隋唐起，我国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江南经济渐超北方。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物资流通的增加，进出重庆码头的船舶数量随之增多，船舶设备日趋完善，峡江上出现了上至重庆，下至东吴的“万斛船”。重庆的青草坝梁沱、唐家沱、郭家沱等码头，水势平缓，水域辽阔，成为停泊和吞吐“万斛船”的港湾。诗圣杜甫曾感慨：“蜀麻吴盐自通古，万斛之舟行若风”，正是当时码头壮景的写照。
　　宋元时期，重庆水运更为发达，随着这一时期农、工、商业的发展，长江、嘉陵江不仅成为贡赋军需的重要潜运通道，重庆也成为整个四川百物萃聚及各类大宗物资转运集散的重要之地。粮食、布帛、丝绸、食盐、茶叶、药材等，经由重庆码头中转，运往京师与长江中下游地区。
　　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镇守重庆府指挥使戴鼎大兴筑城，筑成重庆形若九宫八卦的“九开八闭”17座城门。戴鼎所筑的九门中，除通远门建在山顶是西通成都的陆地门外，其他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临江门、千厮门等8座开门均建在长江、嘉陵江边，城门外江岸都设有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