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亿巨款”贪污案始末 民国大军阀赵仁杰

　　提起高秉坊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并不多。但他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极为重要的痕迹。这是因为，高秉坊不但与中国“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关系密切，而且还是中国直接税的开创人。每年的7月1日为台湾的“税务节”，以此纪念1936年直接税的开征。直接税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税金落入地方和私人腰包的**现象，从而使民国财力迅速大增，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
　　也正是因为高秉坊效忠孔祥熙开创了直接税，触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二人为讨好蒋介石，编造了“中华民国十亿元巨款特大贪污案”，意欲置高秉坊于死地。此案于1946年宣判后，曾被国民党一再隐瞒，成了民国一件秘案。高秉坊先是被判死刑，后经友人和社会各界多方援救改判无期。新中国成立后，这件案子经人民法院审理，于1950年初定性为冤案，高秉坊总算得以鸣冤昭雪。
　　一
　　高秉坊是山东省博山县李家村人，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自幼勤奋好学，1909年考取山东农林学堂，191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山东资送金陵大学森林科官费生。1919年从金陵大学森林科毕业回山东，历任济南模范森林局局长，青岛农林事物所主任等职。其间，高秉坊兴办林场、繁育树种、绿化铁路沿线、增加山区农民林业收入，为山东林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根据“巴黎和会”上签订的有关条约，要求日本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国民政府因此成立了“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接收山东的善后事宜。孔祥熙担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高秉坊在该处任科长，两人从此相识。由于高秉坊办事十分精干，并勇于承担责任，深得孔祥熙信任。高秉坊矢志在职，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证据之后提出的《日本在太平洋会议议决交还青岛后，滥伐之森林价值应退还中国》议案力争国权，此议案深得孔祥熙赏识。
　　1924年，高秉坊离开青岛，投奔当时任广东省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的孔祥熙，担任了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秘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任工商部部长，后改任实业部部长；高秉坊出任总务司司长，掌管全部事务。
　　高秉坊任职期间，在推行国货展览、工业实验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在工作上，他不仅把总务司的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就连孔家的大小家务都成了实业部的事，孔家的几个孩子上学、放学均由实业部派车接送。这样的好司长、好管家，当然受到孔祥熙的重用。可是孔祥熙的儿子和女儿对高秉坊很不满意，动不动就去找母亲私下告状。宋霭龄认为高秉坊只不过是孔府的一个管家，居然敢在孩子们面前无礼，于是对高秉坊产生不满，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收拾高秉坊。一次，机会果然来了。
　　一天，高秉坊照例开车接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上学。谁知孔家公子非要吃奶油冰激凌，因为最近孔令侃常上学迟到，孔祥熙对高秉坊交待要对公子严加管教。高秉坊怕上学迟到又挨孔祥熙批评，便抱起孩子往车里塞。谁知孔令侃拳打脚踢、又哭又闹高喊“救命”，这下可惊动了孔府上下的人，孔令侃哭喊着说高秉坊打他，就势滚在地上耍赖，滚得满身都是泥巴。众人没法子，只好打电话给宋霭龄。孔令侃见母亲来了，在地上又哭又闹滚得更凶。宋霭龄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高秉坊的鼻梁破口大骂，抱起孔令侃扬长而去。高秉坊知道闯了祸，当晚带着一份厚礼到孔府向宋霭龄和孔公子当面赔罪。孔祥熙得知此事，也劝宋霭龄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况人家是严加管教孩子。宋霭龄表面上原谅了高秉坊，心底却埋下怨恨。
　　事隔不久，孔祥熙正式接替宋子文任民国财政部长，着手组织内阁。宋霭龄看了孔祥熙组阁的司处级干部名单，见高秉坊又将担任财政部的总务司长，于是极力反对。别看孔祥熙在外呼风唤雨，在宋霭龄面前却十分恭敬，惟有点头答应。可是，财政部别的司长位置早有人争夺，只有一个财政部赋税司司长还算争得不太激烈，孔祥熙于是任命高秉坊为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就在这个官位上，高秉坊险些遭致杀身之祸。
　　二
　　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当了几年的总务司长，料想这回还是老官职，哪知一道任命下来，自己却稀里糊涂当上了国民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税费的征收中，各级官吏弄虚作假、贪污分肥，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形象地将税收称为“民国万税，万万税！”
　　由于税费征收中**丛生，各级官吏损公肥私，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高秉坊大胆提出国家税制改革，重用在财税方面很有研究的宁承恩主持税改日常工作。宁承恩在日本学习租税制度，对所得税颇有研究。他向高秉坊提议把各种捐税统一为所得税，由赋税司统一开征。高秉坊认为此法可行，遂向财务部打了报告，孔祥熙看过税改报告欣然同意。有了后台“财神爷”的鼎力支持，高秉坊将各省财政厅长以及有关人员召集到南京开会，传达新税制改革。
　　1936年7月1日，民国财政部设立直接税筹备处，高秉坊兼任处长。征收所得税包括营利事业所得税、薪津报酬所得税及存款利息所得税三类。同时，筹备处负责拟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有关实施细则，高秉坊亲自主持制定了《所得税暂行条例》、《所得税实施细则》，由财政部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后，向全国公布实行。同年10月1日，直接税筹备处改称所得税事务处，高秉坊兼任处长。在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甘肃、陕西、青海、福建、江西、云南等地设立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所得税于1937年1月1日正式开征，从而迈出了中国直接税开办第一步。到1943年，全国设置直接税机构800多处，工作人员达1.2万多人，当年主管各税合计42.5亿元，创开初的850倍，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为国民政府日后实行《公库法》奠定了基础，更为当时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稳定而雄厚的财政来源。
　　开办直接税，当时算是一件新鲜事，原本对国家民族有利，但却遭到陈立夫、陈果夫兄弟“CC派”的百般刁难。当时，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把持着中央政治大学及其附属学校这两个培养党政干部的揺篮。未经过这两所学校培训的干部，要想正常升迁是极其困难的。当时，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并把持着中央政治大学的领导权。为了能使所有受培训干部效忠陈氏兄弟，高级干部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后，还须再到中央政治大学研究部接受半年复训，合格后才能确认为“CC派”的自己人。就这样，一批又一批从学校培训出来的干部，都成为“CC派”的忠实门徒。而高秉坊却不理这一套，大胆起用有文化和专业知识的人才，摒弃旧官场任人惟亲的陋习，主持拟订《直接税税务人员任用规则》，改用公开招考的办法选拔人才，开设税务人员培训班，聘请专家、学者授课，提高税务稽征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规范。从1936年9月开始开办直接税税务人员培训班，共培训高级税务人员2800多人。培训后还要经过严格考试，否则不予录用。高秉坊推行的这套新税制，冲破了“CC派”控制中央政治大学、垄断国民党干部的培训局面。这是陈氏兄弟所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