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悲剧意蕴_爱玛悲剧的多重意蕴

　　摘要：以往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往往停留在对作品的社会批评上，并不能充分揭示女主人公爱玛的形象价值和作品的文学地位。从性格和性别的角度切入爱玛的悲剧，深入挖掘爱玛悲剧的丰富内涵，并从美学方面对其悲剧的美学价值予以分析评论。
　　关键词：悲剧 女性 自由 理想
　　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是巴尔扎克之后法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外省生活为背景，以客观而精细的笔触，描写了爱玛的悲剧命运。自《包法利夫人》问世以来，爱玛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征服了无数的读者。本文拟分析爱玛悲剧的多重意蕴，并从美学方面对其悲剧的美学价值予以分析评论。
　　一、诗意的自毁：性格悲剧
　　首先，我们看到，爱玛的性格悲剧缘自性格与环境的冲突。
　　爱玛有着丰富敏感的心灵世界，追求美好的精神生活和爱情的幸福。而命运却将爱玛置于物质贫乏和精神饥渴之中，空虚的痛苦使她产生了冲破鄙俗环境的欲望。于是，爱玛浪漫诗意的天性为她开拓了一个美好的虚幻世界，在婚姻和爱情中追求生命的意义。
　　在对婚姻和爱情的追求中，爱玛浪漫的诗意和生机勃勃的个性得到了极致的张扬，甚至表现为一种诗意的疯狂。她嫁给包法利，是出于“对新生活的热望”，在给赖昂写情书时，她“见到的恍惚另是一个男子，一个最热烈的回忆，最美好的读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爱玛的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包法利主义”。“包法利主义”似乎一直不是一个褒义词，但其中确实包涵着一个女性丰富的热情和生命的力量。沉溺在虚幻的自由快感中的爱玛在“诗意的追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爱玛苦心经营的幻象破碎了，以自杀告终。总括来说，爱玛诗意的追求实质上是诗意的自毁。
　　值得注意的是，在爱玛对爱情与理想艰难的追寻中，她充满生机与诗意的个性被磨蚀，丰富敏感的心灵世界被摧毁。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这一角度看，爱玛美好天性被摧毁是爱玛悲剧的重要层面；而爱玛的毁灭又恰恰是缘自她本身性格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更残酷，更深刻的悲剧。
　　二、男权世界中的牺牲：性别悲剧
　　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爱玛所读的只能是充斥男性话语的“教科书”。充满神秘隐喻的宗教布道文和浪漫主义传奇小说，使爱玛醉心于奇异的幻想，憧憬缠绵悱恻的爱情，在幻想中堕入了男性话语的玫瑰陷阱。这种爱情梦幻是男性文本所编织的最大谎言，谎言的实质是男性对女性的占有，而且更主要的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剥夺，它旨在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处于从属地位。而爱玛心甘情愿的接受了男性文本的俘虏。
　　爱玛对男性文本的痴迷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使爱玛能够暂时摆脱鄙俗的环境、平庸的丈夫，为她提一种逃避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浪漫传奇编织一个美丽的幻梦，抑制了爱玛的自我意识，将爱玛对现实的不满引入理想化的期待中。在这期待中，爱玛提升自我的唯一方式就是依傍男人――依傍丈夫走入婚姻，面对的是束缚和禁锢；背叛婚姻依傍情人却陷入另一个困境。“她是男人的附庸，却自以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把一切献给了爱情。由于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情，她变成了耽于空想的祭司”，波伏娃的这段话是对爱玛性别悲剧极好的概括。
　　爱玛的悲剧绝非爱玛一个人的悲剧，正如作者所言“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如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庄受罪，哭泣”。爱玛是男性霸权的牺牲品，她的悲剧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按照社会性别论的观点，在狭窄而封闭的空间里，女性的角色已经被男权文明预先设定，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爱玛也曾极力扮好自己所饰演的角色。她努力的去爱包法利，虽然这种努力是多么的徒劳。爱玛试图挣脱自己的角色，却无法拂去心中的文化烙印。所以，自以为“失贞”的爱玛摆脱不了忏悔意识的纠缠。有人指责爱玛的懒惰、轻浮、奴性，其实这些缺点只不过表明了她视野闭塞这一事实。波伏娃尖刻地指出，“据说女人是淫荡的，沉迷于内在性之中，但首先她一直被封闭在这里”。强大的文化力量，限定了女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爱玛看到了女性的卑微，而她要求解放的标准却不是别的，恰恰又是向男性看齐。综观爱玛的一生我们看到，她一直受到两种异化方式的诱惑：“装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装成女人也是个骗局：做女人意味着成为客体和他者”，这也是所有女性共同的悲哀。在男权社会，男性文明的大前提下，女性的悲剧是母女相传的，这正是爱玛希望生个男孩的关键所在。
　　三、提升和超越：美学价值
　　爱玛是痛苦的，但对悲剧来说重要的不只是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陷入命运罗网的爱玛，用自己性格中全部的激情和力量去对抗自己面对的痛苦。爱玛的性格中有弱点，同时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爱玛的不幸遭遇让我们为她深深惋惜。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赞美她追求自由的力量和坚毅。从对有限现实超越的角度，我们应该肯定爱玛的悲剧性追求蕴涵着巨大的美学价值。
　　爱玛的悲剧是个体与命运的抗争，她的婚姻和外遇是她实现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个体化方式，体现了对有限现实超越这一人类共有的特质。因为就本质来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和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人只有在自由的时候才感到幸福，也只有幸福的时候才感到自由”，人的欲望的扩张是对自身价值的不断追求，是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类”属性的本质需要。
　　爱玛的抗争中有一种“疯狂”的特质，这种“疯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出了道德的尺度。但爱玛的“疯狂”表现出的不是猥琐的卑劣，而是一种坚毅的力量和阔大的气魄。她超越现实、追求自由的“疯狂”，让我们体验到了蓬勃的生命力。所以，不应该仅仅指责她的道德缺陷，而应同时看到她的自我实现的努力――命运摧毁了爱玛，但却无法摧毁她生命的力量。“审美的快乐是一种体验自由的快乐，审美经验是一种体验自由的经验。而美，作为对象化的人的本质，也就是自由的象征”，爱玛的抗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自由的指向。我们从中能体会到“在悲剧中，我们面对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失败也是坚苦卓绝的斗争之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从投降”。悲剧的失败，激发的不是阴郁和沮丧，而是让人感到鼓舞和振奋。
　　马尔库塞指出：“艺术的基本品质，即对于既成现实的控诉，对美的解放的乞灵”。《包法利夫人》在个人的典型命运中表现了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力量，突破了蒙蔽和硬化的社会现实，打开解放的前景，同时在人的精神世界对现实进行美学方面的爆破，这就是爱玛悲剧的多重意蕴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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