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翻译中的社会文化影响 浅谈中西绘画

　　内容摘要：由于中西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所处理的语言材料不同，所属的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和所提出的思想理论之间，也就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关键词：翻译实践 翻译理论 翻译体系 相互交融 相互影响
　　
　　中西翻译传统由于涉及彼此不同的语言文化、翻译材料和思想体系，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翻译实践、翻译理论上各种各样的差异。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陈述出这许多的差异，那么我们的研究未免过于肤浅，要使中西翻译传统的比较研究真正赋予有意义的价值，我们不可停留在对于表面差异的陈述，而更应该通过表面去挖掘深层的根源。这里的理念是：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思想深处，不同的翻译传统必定受到各自所属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而深深打上各自文化的烙印，显现出相关的社会文化特征。
　　在翻译实践的层面，中西方各自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翻译的需求，往往成了翻译事业发展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中西方的社会文化不同、思想哲学不同，因而对于各自翻译传统发生的影响也自然不同。回顾中西方翻译传统的各个发展与演进阶段，人们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发展和演进阶段，没有哪一个是独立于与之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文化体系而存在。翻译事业的发展，无时无刻都受制于相关社会文化的需要和发展。中国如此，西方又何尝不如此！中西方的翻译传统之所以互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先决条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环境互不相同。例如，中国第一翻译发展高潮是佛经翻译的高潮，这是因为无论在地理位置上，或思想内容上，佛教都适于融入中国人的社会。换言之，由于佛教产生于毗邻中国的印度，因此很容易传入中国；又由于许多佛教教义，如“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现世最苦”“来世极乐”等教义符合中国人关于“富贵自命”“生死在天”的人生哲学和传统心态，因此很容易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和接受。相反，西方翻译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却与此不大一样。首先，构成西方翻译传统中第一个大发展阶段的古罗马阶段，其翻译的主流是世俗作品，而不是宗教作品的翻译，由于古罗马不像古中国，缺乏自己的文学传统，由此当罗马人战胜希腊人，夺得欧洲霸主地位而发现罗马文化远不及希腊文化的时候，他们强烈地感受到翻译借鉴希腊典籍的需要。即使在宗教翻译的领域里，导致西方接纳，接受佛教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导致中国接纳，接受佛教的社会文化条件也是不大相同。在很大程度上，佛教传入中国并得以在中国扎根，是因为佛教与儒教、道教和玄学等中国传统思想哲学在许多方面彼此相通，相融。虽然，后来***的发展也得益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哲学的融入，但在彼此的依存关系上，它们与中国的情形是有别的。
　　在传统上，中国人信奉强调天人和一、顺从“天意”、崇尚古人古文、崇拜权威、重形象和悟性思维、重归纳推理、重暗示含蓄、重言简意赅、重以史为鉴、轻形式逻辑、轻空谈假想等等的思想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这些颇为笼统的思想特征，也或多或少地成了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的特征。例如，古代支谦《法句经序》一文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即是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植根本族古文化，依靠古圣贤、古权威来加以巩固和发展的最早例证。至于现代严复从古人箴言中悟出“信、达、雅”，则更是说明了中国翻译和翻译理论自古一脉相承的“崇古”特征。
　　在整个中国的翻译理论史上，从支谦的“因循本旨”、“实宜径达”，到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到玄奘的“五不翻”，再到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所有这些思想或观点的表述,或是三言两语、洗炼精到，或是意蕴深邃、高度浓缩含蓄。不论是古代为中国翻译理论“发头角”的支谦或“开宗明义”的释道安，还是在现、当代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中独树旗帜的严复、傅雷、钱钟书，谁都没有就翻译的理论和操作问题展开过全面、系统而详尽的论述，没有撰写过大部头的翻译专论。然而，正因为言简意赅、洗炼含蓄符合我国文论的特点，所以上述翻译思想和观点的提出，在我国翻译理论中获得了最广泛的接受和认同。特别是严复的《译例言》，通篇不过千余字，论及翻译原则问题的核心文字不过数百字，却因提出了简洁明了而内涵丰富的“信、达、雅”，而被认为是“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的中国翻译理论中最具标志性的特征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人思想、学术传统中的“崇古”、“崇权威”的特征性，因而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盲从而缺乏进取的教条主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译界对“信、达、雅”一说的膜拜。一百年之前，严复感叹译事三难：“信、达、雅”；一百年以后，我们似乎仍然脱不开“信、达、雅”。虽然不致再把“信达雅”奉作“译书者的唯一指南”、“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但在不少人看来，翻译原则和标准还是“信达雅”最好。其实，笼统而抽象地说“翻译原则和标准还是‘信达雅’最好”，也许并无不妥。但实际的翻译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有着不同目的和要求，因而对于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有着不同目的和要求的，不同读者对象的翻译，翻译者如果死守“信达雅”的原则和标准，显然有些过于盲从与教条。
　　总而言之，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无疑深深地打上了各自社会文化的烙印。由于中西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所处理的语言材料不同，所属的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和所提出的思想理论之间，也就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然而，笔者认为，世界各国的翻译理论（自然也包括中西翻译理论）发展到世界之交的今天，已经进入了彼此更加融合，而非彼此更加分离的时代。尽管不同译论传统之间过去存在、将来可能还会继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跨语言文化交流的加强，不同译论体之间在未来发展中会出现更多的共同点，而非更多的不同点。此外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人类社会一项共同的活动，不论它作用于哪两种语言，其目的都是要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某种信息、某个思想或某种意思，通过一定的程式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因此，任何两种语言问题的翻译与任何其它语言间的翻译之间，一定存在许多共同的东西，而这些共同的东西，又往往是跨民族、跨语言文化的。我们通过对不同译论传统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旨在强化共识，使不同的译化体系能彼此获益，从相互比较中得到启发，推动现代译学的向前发展。这就是中西翻译比较以及整个比较译学的根本任务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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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顾曰国.礼貌.语用文化[I]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M].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1997.
　　
　　刘彦，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翻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