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如同陌生人 谦和儒雅　如同亲人

　　2009年7月15日是国家图书馆开放公众吊唁任继愈先生的最后一天。任继愈生前在国家图书馆的同事们,为他举行了一场朴素而又庄重的追思会。许多任老生前的同事专程前往国家图书馆南区的学术报告厅,诉说对任老的回忆和情感,共同追忆任老工作、生活的点滴,共同缅怀这位学术泰斗以学术为生命的精神以及谦和低调的人格魅力。
　　
　　□陈力(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在国图只做了一件事
　　
　　任老十分关心公共图书馆建设。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他身体力行,带领国图在公共馆中发挥龙头作用。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多次呼吁国家大力发展图书馆事业。他希望国家关注公共图书馆建设,要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公共图书馆网络。他的这些努力对于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学术上影响巨大。任老身兼很多大型项目的主编,他对哲学、宗教学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他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人,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至今仍然是高校的重要教材。他还是我国科学研究宗教学的奠基人。当时毛主席亲自点名,把他从北大调出来,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另外,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儒学的研究也是有深刻见解的。
　　任老身上有许多东西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他堪称国图精神的丰碑。他注重细节处的人文关怀,常常会借用一些很小的事情说明一些大道理。我们博士论文厅,有一个题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开玩笑说,应该把这个取掉,图书馆一定要让读者感到很方便,不要让读者到处去找书。幽默风趣中,见出他的细心。
　　任老为人十分低调,他做了很多事情,但他却从不愿意多说。在他卸下国图馆长一职担任名誉馆长职务时,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自己在图图20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起初国图东门有一块透明玻璃,因为上面什么都没有,常常会撞到读者。他说,不行啊,应该贴个条。
　　任老住院的最后几天,他已经很迷糊了,但还在讲一些开会和改稿子的事。他就是这么敬业。去年下半年,任老因为癌症要动手术,但一出院不久就又坚持回到馆里工作,我劝他多休息,他还笑说,你们在银行有100块钱的存款,而我只剩5块钱了,我要用光它。
　　
　　□孙蓓欣(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任老的言传身教将永远指导我
　　
　　我们的老馆长走了以后,很多往事都浮现在我脑海里。任先生不仅是学术造诣深厚、勤勉自学的大师,而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这么多年得到他很多的指导、帮助、关心和爱护。回忆起来,这么多年共事,任先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火,从来没有慷慨激昂地讲过话,他说的话都是那么平白、朴实,但又真实、清晰、无可辩驳。
　　1991年我上任以后和任先生有不少工作上的接触,有时候去办公室向他请教问题,他都会问我工作得怎么样,是否有困难,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们1993年通过竞选进入了国际图联的席位,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之前我们并没有国际图联的席位。任先生就和我们说,不要认为出国是一种待遇,它是一种工作,从现在起,我们每年参加国际图联大会不可年年换人。中国图书馆要有固定的代表,这样才能让国际图书馆界认识我们,对我们有印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决策,我们后来才有可能在国际图联获得一席之地。
　　我退休以后,任先生送我8个字:锲而不舍,金石为开。今天我们一起追思任先生,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了许多学术著作,还因为他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言传身教将永远指导我,指导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徐自强(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继承任老精神,更好地发展图书馆事业
　　
　　从我第一次见到任老到今年已经整整50年了。1959年,毛泽东接见了任老,说他是青年一代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当时学历史,任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有一次我偷偷混到他们系里听了任老的课,他的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么年轻的老师,知识渊博又讲得很有趣。
　　我与任先生一起工作是1982年,当时他已经66岁了。他发起编纂《中华大藏经》,并成立了编译小组,在编《敦煌遗书》时,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独到见解的精神。他是一位做学问很细致,非常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一贯坚持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并且敢于说话,这对做学问的我们也是一种鞭策。我们有这样的大学问家、一代宗师作我们国图新馆建成后的第一任馆长,开创了好的先例,作为晚辈应该继承下去。我们除了表示哀思,表示怀念,最好的行动还是继承,把图书馆事业更好地发展下去。
　　
　　□戚志芬(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多做工作就是对任老最好的怀念
　　
　　我怀着哀思的心情,参加这场追思会。任先生突然去世了,之前只是听说他住院了,而且不让探视。没能去看望任先生,我的心里感到非常愧疚。
　　1939年,任先生是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那一年也是我考上西南联大的一年,我比他晚了几届,所以在我的心里他既是我的学长,更是我的师长。后来我毕业后留校,他也在学校教书,我们每天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他学哲学,我学历史,虽然我们经常见面,但没有太多交流。1987年他到北京图书馆作馆长,而我在1989年退休了,他很关心我,觉得我应该发挥余热,所以他让我来参与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的一些工作。1992年,任先生又让我担任《中华大典》常务编委,直到2006年的这14年间,我都在审查《中华大典》的稿件。这些工作都是在任先生的鼓励和感染下做成的。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经常照顾我,他的车总是顺便接送我。
　　任先生为人为学都是中国学者的典范。他的去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图书馆事业的一大损失。他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永远怀念。而且我们应该以他作典范,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的年纪虽然大了,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做些工作来向他学习,作为对他的怀念。
　　
　　□张彦(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以学术为生命,像我们的亲人
　　
　　任先生是一个以学术为生命,谦和、亲切和儒雅的人,我在和任先生交往中,觉得他更像自己的亲人。我和任先生更多的接触是在他住院期间,任先生最怕麻烦别人,他不希望别人花时间来看望他。我工作的位置比较特殊,在医院期间可以伴在先生身边,我想我是肩负着所有爱戴任先生的人来安排他住院期间的生活,也因此丝毫不敢懈怠。
　　任先生以学术为生命,在去年做完肿瘤切除手术,第二天还在监护室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医院,说他要出院,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他要求回家边输液边做事。我就给他做思想工作,刚做完手术,年龄这么大了要注意休息,但我从来没见任先生这么急过。后来詹馆长也来给他做工作,告诉他三天后,他可以慢慢试着看书,这样才踏实下来。我在的时候,他基本上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开灯看书了。
　　他对我们馆里很多的人都能叫出名字,今年馆里有两个同事的孩子高考他都知道,还问考得怎么样。去年做手术之前对他的身体要做一次会诊,主要看心脏能否承受,他风趣地说:“心脏不好不要紧,心好就行了。”今年3月住院后,任先生的身体条件就更差一些,病得很严重,精力已经不够了。而在任先生病重后已经无法正常说话时,从他嘴里听到的依然是“开会”、“上班”、“拿纸我要写”、“大藏经”等这些话。
　　□薛殿玺(原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留下的东西非常丰富
　　任老来到图书馆工作后,我们开始频繁接触,他是最省事、麻烦最少的馆长。他清心寡欲,踏实做学问,从来没有因为私人的事麻烦我们。他上班从来不坐电梯,都是步行上下,我们当时都想他身体这么好,生活有规律,一定长寿。
　　他很有耐心,只要去找他,他有时间就会陪你聊。有一次我去找他,他正在看书,放下书就听我说,聊了两小时,两个小时对于他来说太宝贵了。他的仙逝让我觉得很突然,他的音容笑貌都还在,他留下的东西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黄润华(原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
　　对古籍善本非常重视
　　
　　任先生的去世,也引起了我很多藏在内心深处的回忆。任先生对古籍善本非常重视,对善本部的工作、古籍善本的安全、库房的安全都特别看重,和我有很多的接触。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国图新馆盖好,办公室已经搬来了,他对地下的善本库很不放心。当时没有电梯,没有灯,他几次到地下的善本库视察。地下二、三层还有好多渗出的积水,任先生拄着拐杖,我拿着电筒在后面照着亮,陪着他从地面到地下,一层层去察看。最后因为地下库房条件不好,古籍善本搬过来的时间延期了一年多。此外,任先生非常重视库房,他特别指出,库房大门要加强安全措施,并且里面的柜门要加锁。
　　1987年刚开馆的时候,馆门口是一条马路,没有隔离桩。读者到图书馆来,过马路就成了大问题,那时候提出来要在图书馆门前加设斑马线,这件事很长时间都没能解决。老先生知道后,很担心读者的安全,专门找领导谈及此事。后来没多久,斑马线的事情就解决了。
　　
　　□王磊(国家图书馆业务处副处长)
　　一个人一生中有三点最重要
　　
　　我和任老有过几次印象深刻的接触。在我入馆第一年感到迷惘的时候,任老开玩笑说,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因为时局的关系,毕业时毕业证上都没有盖章,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个没有学历的人。他说,一个人,学些什么,做些什么,学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系统学习,掌握方法,应用到实际中。一个人一生中有三点最重要。第一,要立志,立大志;二要读史,读史明志;三要学外语,不能局限在国内,要立足世界。
　　任老虽然离开我们了,单这些话我就将终生铭记,在我浮躁的时候能净化我的心灵。我前后两次陪护病中的任老,当时任老意识已经有些模糊,无法进水,口唇干裂,但是他还断断续续地说着“图书馆”、“大藏经”、“书稿”。任老是在每天起床的时间走的,让人觉得他是去上班了,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是去天国继续编修《中华大藏经》了。
　　
　　□吴莹(原国家图书馆秘书科科长)
　　平易近人 尊重别人
　　
　　任馆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只要有人找他,他几乎没有一次拒绝的,非常尊重别人。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为馆长服务,我陪伴了这么多馆长,但对任馆长的服务是最少的。虽然他是馆长,我只是普通的秘书,但是和他接触从来没有距离。每次有什么困难求助于他,他都非常耐心,总是非常认真地给予答复。我退休后,1991年任馆长找我到《中华大藏经》小组参与工作,因为我文化不高,去搞管理工作,心里很害怕。而任馆长热情地对我说:“没关系,那里都是你的老师,你不会的可以向大家学习呀,你一定能做好的。”这些鼓励的话语,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接受了任务。工作中遇到问题我就会请教他,慢慢的工作上手了,心里也不再惧怕了。
　　他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为国家的文化事业鞠躬尽瘁,他的去世是我们国家的损失。他培养了很多弟子,我希望他的弟子们都继承他的事业,沿着他的路走下去。12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