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视域下人生风险的归因初探|归因风险

　　摘要:高科技社会就是高风险社会,风险已经蔓延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威胁到了人的生存问题.转型时期是人生风险的高突发期,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人生风险显得迫在眉睫.本文从“人的基本问题”入手来分析人生风险的原因，追根溯源，对于人生风险的归因分析显得透彻深刻。
　　关键词:社会转型;人生风险;归因分析
　　
　　前言:转型时期的中国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其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社会的利益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从全球范围的大气候看, 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中国难逃危害.在中国境域内的这种双重背景下,风险自身进行了翻新和升级，波及到了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离婚率的居高不下,出现了第三次离婚高潮;空巢家庭中老年人的心理孤独剧增，养老问题提上日程；在职的工作人员迫于工作压力，身心疲惫，求职的高学历人才处处碰壁，自杀事件屡屡出现；传染病呈蔓延趋势，精神疾病患者日益凸显，严重危害了人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见,人的婚姻、家庭、职业、健康等生活领域都受到了风险的侵蚀，使人的生存陷入困境。在中国转型时期的高风险期如何探讨人的生存问题，显得迫在眉睫。
　　
　　一、转型时期人生风险凸显的新特点
　　
　　风险与人类相伴始终,从人类社会的存在开始,风险就一直存在。“风险”一词早期用于航海业，意为可能发生的危险,特指自然灾害或触礁事件,后演变为保险业或法律术语,意为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 风险本身并不是现实,“风险”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的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和认知。[1]从风险的涵义引申到人生领域，这里对人生风险的界定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来说的.人生风险就是自人类有了主体意识以后,人在能动地把握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过程中所遭受失败的种种可能性，也就是客体超出主体能动性范围的种种可能性。本文把人生风险的范围是界定在中国转型时期及全球风险社会的双重背景下来探讨的。
　　人生风险的共生性.在中国现阶段,传统类型的风险,如自然风险、传染病等依然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2008年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破坏性最严重地震。造成69227名同胞遇难，房屋大量倒塌损坏，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举世罕见。对于汶川人民来说，这次地震带来的危害是毁灭性的。而在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人生风险,比如家庭婚姻风险，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事人的婚姻完全要听从父母的安排，自已很少参与。而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人们的婚姻观完全变了，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人们再也不会固守着传统的“凑合着过”的思想而委委屈求取的过一辈子。这也就导致了转型时期中国第三次离婚高潮的到来。
　　人生风险的连带性。人生风险的连带性有两层涵义，一方面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与人的交往在范围和程度上都得到了大大的扩展.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项事情的完成需要多人的合作,这样一个人遭遇的风险可能波及到其他人,变成其他人所共有的风险.另一方面,就同一个风险当事人而言,他在不同领域内所遭受的风险也是彼此具有连带性的.一个人的职业不稳定，频繁的更换工作，带来的结果是经济收入上的不稳定和生活的拮据。经济是基础,没有了家庭收入,父母的养老问题和子女的教育就成了问题,矛盾增多,带来了夫妻双方的不和谐，最终有可能导致婚姻的破裂，甚至导致当事人自身健康的抑郁。这样职业的风险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家庭风险、婚姻风险、健康风险等等人生风险的出现。
　　人生风险的扩张性。人生风险的规模、范围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风险社会的中的人生风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风险突破了阶级、金钱、地位的限制，风险在其范围内以及它所影响的那些人中间，表现为平等的影响。它以“飞来器效应”式的方式，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
　　
　　二、转型时期人生风险的三维视角的归因分析
　　
　　人生风险中的“人”既是活动的主体，也是“风险”的“客体”。人生风险的原因探究，离开了“人的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人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本文就从人的这三个生存维度来分析人生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人与自身的关系的风险
　　从人与自身关系的视角来分析人生风险，认为风险是人自身主体意识的增强及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的产物。社会的形态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也是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依托得到了逐步的发展。
　　农业经济时期的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低下,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已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而存在,人只能以群体主体的方式实现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人只能像牲畜一样服从于自然界.自然界及其规律还只是作为一种外部神秘力量主宰着那一时代的人们。人们要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只能依靠整体的力量,这样个人就只能依附于他所属的公社、部落,人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共同体之内。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尽管与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在主体的活动方式上却有共同的特征,同样是缺少独立自主的主体活动,个人的劳动及劳动能力甚至人本身都被强制地依附于某一个统治者。
　　而进入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经济时期,生产力得到了提高,由此导致了个体与类的分化,个体开始摆脱了对群体的依附而逐渐成为了主体.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机器的大规模的生产向人们证明了人具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所以人在自然面前具有了主体性.同时商品经济是一种自由平等的交换形式,它不以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平等交换,认“物”不认“人”。这样人就从人身依附关系中得到解放，而成为自主的主体和独立的主体。人有了独立的自主意识，人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增大，活动的领域扩大，人不再局限在单纯的服从，不再局限于公社、部落等狭小的活动领域.所以当代的风险产生的几率要远远超出了人缺少自主意识时期的风险。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风险
　　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的生存来源于大自然的哺育,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人只能依靠自然而存在,因此自然是人生存的前提和条件。然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总是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为我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在这种主――客体关系中，人这个主体对自然这个客体具有优先地位。人的这种“优先感”就使得人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中不受任何的节制，不讲究方式方法的合理性。人的急功近利性使人的眼界变得狭隘了,只看到自然界的有用性,为自已直接的物质利益而无限制地占有、掠夺自然界，根本不考虑自然界自身生存发展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人工降雨及南水北调工程都凸显了人控制自然的欲望.降雨是大自然最普通的自然现象,什么时间降雨以及降多少雨都是大自然的规律,可是人却通过科技手段来打破这种规律,由大自然控制变为自我控制.水往低处流是水流的天然属性,可是南水北调的工程能改变水流的自然方向,水流的方向成为人可摆布可控制的对象。
　　人类大肆的向大自然贪婪索取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紧缺与环境的破坏. 从而造成资源基础――生态系统功能上的整体退化.于是人与自然这对矛盾的统一体不能协调发展.人在改造自然的进程中不仅存在有利于人生存和发展的自然人化现象，同时又存在着不利于人的反人化现象。“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2]当今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就暴露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缺陷。水污染、大气污染、核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大量短缺，再加上沙尘、洪涝、地震等各种灾害,就是自然变本加厉地对人类施以的报复。人把科技理性当作控制自然的工具,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理性活动的准则,应用理性迫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但随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越来越有效,同时产生了双重的社会后果。对于工具理性的过份信任的同时却忽视了价值的合理性。把工具理性过份放大的同时，在过份追求效率与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同时，却脱离了价值和道德的评判。如果我们能够把价值整合到科学技术当中，就可以克服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不可预知的负面结果，从而把人和自然和谐的统一起来。
　　（三）人与人的关系的风险
　　人与人关系所产生的风险就是自我与他者在交往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交往是一种历史性的产物。根据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或阶段,即“人的依赖阶段”、“独立个性阶段”、“自由个性阶段”,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各阶段自我与他者交往对于风险的影响。
　　在人的依赖阶段,个人自身还处于一种依赖结构之下,还不是现实的个人主体.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个人依附于国家或家族，社会个体成员的个性与自由被吞噬，此时的个体是处于“无我意识”的阶段。根据我们对于风险的哲学界定，此时的“风险”不能称其为“风险”，即使危险真的发生了，这时的危险也只是对于群体而言，因为此时群体才真正与客体发生关系，而作为个体的个人只是依附于群体之中，没有能动性和自主性。因此可以所当时这种危险归结为群体的危险，而不是个体需要面对的危险。
　　而进入“独立个性阶段”，人们日益突破了血缘、地缘、和宗法等级的限制,从而走向自我意识的觉醒.“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经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3]随着科技的发展,交往工具的进步与变革为人的交往范围扩大和程度不同的加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古代的交往工具比较单一,文字书信是主要的技术交往.当时书信的传送主要是靠骑马和信鸽来传送的.而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交往工具呈现多样化、现代化的特征,使人们的交往方便、灵活、快捷。电话、手机特别是电脑的发明,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不再局限于只和认识的人交往了,在网络上所有的人都是陌生而熟悉的,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梦想.正是网络的这种虚拟性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人生风险的可能性,使人们最容易模糊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同时还有不少不法份子利用网络进行**或性侵犯。网络的产生增加了人生风险的可能性,高科技社会就是高风险社会。
　　哲学家萨特认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性出发来看待他人的，总是把自己当做主体，把他人当做自己的对象。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了就成了一种“主奴关系”，并且每个人都力图维持自己的主体地位，并把他人当做自己的对象（奴隶）。这种观点充分展现出了主体性的占有、超有、征服的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私有制的进一步扩大，人的主体意识在加强，个性在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摆脱了传统的以公有制以集体为主的思想体制束缚，这使得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体性得到了加强。在这种前提下，人们开始积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努力取得更多的物质，地位，荣誉等，以此来巩固自己的主体地位。然而人们在按照自己的目地向客体向自己的对象（他人）进行扩张时，风险也增加了。自然界不会轻易臣服与我们，并不是任何事物人事事情都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发展的，他们都有一定的规律。他人也不会轻易的成为我们的奴隶，甚至我们一不小心就成了别人的奴隶，这样的风险在随我们主体意识的增强而增强，在随我们个性的张扬而高涨。可以说风险是主体意识的孪生姐妹。
　　结束语: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活跃期,各种人生风险都得到了凸显与展现，在这种高风险期,我们要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来统领我们的思想，使人生风险得到控制与缓解，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雪冬 等著《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38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