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信用代码证取消了吗 是什么让信用丢失？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的动机都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经济动机、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用通俗语言来解读这三个动机就是：利、名和内心的平安。一个人做一件事，不是图名，就是图利，再不然就是图个内心的平安。一个人衡量一件事是否可做，无非是围绕这三个点来掂量：三者都能满足，没什么好说的，这件事非做不可；能满足2/3，也颇有可为；当然大多数的情况是只能满足1/3。而这时做不做，就要看另外两项的反作用力有多强，能够形成多大的制约了。
　　四月中旬，中关村某卖场再度传来一个主板经销商卷款逃跑的消息，同在一个卖场、每天都找自己拿货的公司在某天早晨起来突然就从人间蒸发了，留下的只是供货给他的经销商手里的一沓子白条。被殃及的公司欲哭无泪，辛苦劳作一年的利润可能就此全部灰飞烟灭。
　　这样的事情在IT经销领域里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了，在中关村，在全国，每年都会有多起这类的**案发生，涉案金额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
　　
　　信用被弃之如敝履
　　
　　与此前的**案不同的是，近年来有一个新的趋势，在这类事件中的骗子和被骗者不再是萍水相逢的初次合作者，而是有可能每天都要见面的生意伙伴，有些公司之间合作时间甚至可能已经长达几年，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基本的信任关系。例如本文开篇所说的那个主板经销商据说是一个已经有十年历史的“老中关村”。
　　其实，在当下的中关村，已经百般历练过的代理商们也只有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才会互相扎货。在中关村，单个代理商自己的资金有限，不可能备齐整个产品线，如果有消费者购买，就会从其他经销商那里临时调货过来，累计到一定量时再统一结款。这种现象俗称为“扎货”。因为近年来**案的频发，经销商们在把货扎给别人时已经比原来小心了许多，非来往紧密的代理商和销售一般都不会轻易把货扎给对方。虽然已经尽可能地谨慎了，但依然不能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案的发生已经从原来相对生疏的生意伙伴之间延展到了熟人之间。
　　相熟多年的隔壁阿二昨天还不动声色地与你称兄道弟，今早起来，他已经带着欠你的货款远走高飞，你的钱鸡飞蛋打，他也就此声名扫地。不断大跌眼镜的人们在慨叹之余不免纳闷，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会对自己的信用弃之如敝履？
　　
　　谁是万“恶”之源
　　
　　有人将案件频发的原因归结为扎货这种模式，也有人认为是中关村信用体制不健全造成的弊端，并因此而对扎货和现有的信用体制大加诟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对，也不对。的确，扎货是导致**发生的直接原因，中关村信用体制的不健全又使得骗子有空可钻。但二者又都只是说出了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扎货有其存在的市场基础，可以省去成本投资和资金占压。正因为可以扎货，中关村的贸易才可以如此繁荣，中小经销商们才可以如此活跃。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动机的，其动机大致分为这样三类：经济动机、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用通俗语言来解读这三个动机就是：利、名和内心的平安。一个人做一件事，不是图名，就是图利，再不然就是图个内心的平安。一个人衡量一件事是否可做，也无非是围绕这三个点来掂量：三者都能满足，没什么好说的，这件事非做不可；能满足2/3，也颇有可为；当然大多数的情况是只能满足1/3。而这时做不做，就要看另外两项的反作用力有多强，能够形成多大的制约了。
　　而从这三个动机反向推断，规范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分别从这三点入手，在经济惩罚、损害名誉、形成良心谴责等方面形成反作用力。
　　经济惩罚自不必说，笔者认为，后两者是当前的体制下最能起到作用的方式。设立信用黑名单，并定期公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警示和防范**案的发生。
　　利用“耻感文化”
　　这个道理在人类学家的理论中也可以找到踪迹。美国的人类学者在总结日本文化时，曾经提出过“耻感文化”的概念，即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作用之下，实现对人行为的潜在规范。在 “耻感文化”中，人们做不做一件事情，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人的行为更多是靠舆论的谴责来形成的一种外在氛围来制约和规范。而美国社会则是“罪感文化”， “罪感文化”更加强调当事者内心的感受，即在美国社会，做不做一件事情，要看自己内心有没有罪恶感，人的行为更多是靠内心的道德来约束。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更多是一种“耻感”取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做坏事者的惩罚，在中国古代，对犯人最常见的惩罚就是面部刺字――刺刻犯人的面部并以墨窒之，――留下烙印,走到哪儿，人家一看都知道不是一个良民。可谓丢人到底。
　　利用耻感文化进行信用规范，业内并不乏此例，淘宝网上的信用等级其实就是其中之一。每个网店下面都有信用评级，供初次光顾的消费者参考。卖场不妨效一下此法，把信用评估作为一项增值服务，定期公示经销商的信用等级，供其他经销商和消费者参考。
　　只有把后果摆在那儿，让人权衡所得与所失，凡事需付出代价，做事之前才会好好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