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究竟是什么] 体育精神是什么

　　记者：这次去伦敦奥运会，您的角色与任务是什么？ 　　姚明：我这次是应邀加入央视解说团，去当篮球比赛的解说嘉宾。 　　记者：与过去几次参加奥运会的心情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
　　姚明：过去我是作为现役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这次是退役运动员，角色不一样了，心情肯定不一样。
　　记者：因为这种情况是您的第一次。
　　姚明：对。当然，还可以继续参与奥运会，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但我还是很高兴。
　　我一直认为，奥运会是人类的一大壮举，不是因为会产生多少金牌，也不是因为能打破多少纪录，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人类向往美好的价值观，体现出人类向往和平、向往团结、向往以更快更高更强的方式去实现追求的决心。
　　所以说，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奥运会，我同样高兴，但可能会感觉有些怪。以前我在打球的时候，有人会问我，在球场上比赛时会不会紧张，其实恰恰相反，坐在板凳上的时候才会紧张，看的人往往比打的人紧张。这次我是去观看比赛，去解说，也许会比上场比赛时更紧张。
　　我们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到如何利用奥运气氛带动更多人动起来
　　记者：您对中国代表团有怎样的期待？
　　姚明：说期待的话，我当然期待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但我更期待中国代表团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能够在伦敦奥运会上呈现出更高的精神境界。
　　人总会经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阶段，去变得更加成熟。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来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人的自信，这是我们在那个阶段对奥运会的理解和期待。那么，在经历过这些之后，4年之中，我们对体育的体验更深了，我们对体育的理解自然也会有些变化。4年可能有些短，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记者：在这个新阶段，我们对拿金牌的看法是否应该有所改变？
　　姚明：过去我们对有些东西看得太重，要拿多少块金牌，什么时候能破世界纪录，等等。这种观念不仅仅在体育界有，其实整个社会都有。
　　记者：最近，媒体、金融机构、体育数据公司对本届奥运会开始了金牌“预测大战”。
　　
　　姚明：其实大可不必让这些数据忽悠自己，更不必掉进金牌的计算中。
　　记者：“日本足球之父”川渊三郎曾说，金牌不是衡量一项运动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对于一个国家，一枚金牌如果能让更多人参与这项运动，实现运动人口的提升，那么这枚金牌才有意义。
　　姚明：对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中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到如何利用奥运气氛带动更多人动起来，如何让体育成为百姓的生活方式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奥运会的关注往往过于局限在中国运动员是否得到金牌上，如果得了金牌，再去关心他们此前做了什么；如果没有得到金牌，就很快被遗忘，或者伴随着一些质疑，甚至是攻击和谩骂。其实，每个体育竞赛项目中，“第一”只有一个，影响“夺金”的因素很多，夺得金牌固然值得欣喜，但如果我们着眼于展现体育的文化价值，展现中国人对于体育的热爱的话，也许会产生更好的客观效果。
　　刘翔就像一面镜子，大家在看他的同时，也看见自己怎么面对挫折。这才是他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所在，不是金牌，也不是世界纪录
　　记者：过分看重金牌，往往会禁锢我们对体育的理解。
　　姚明：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4年一次的综合性运动会，更是一个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开展文化交流的盛会，也是各国运动员展现自己风采的舞台。在这个大前提下，运动场上的竞争就只是一种手段了，而体育比赛背后的文化内涵也许更加重要。
　　我想，这次我们应该可以从奥运会的比赛中看到故事了，而不仅仅是金牌和成绩。
　　记者：怎样的故事？
　　姚明：我来举个例子，就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刘翔吧。在不久前的钻石联赛伦敦站中，他又因伤退赛了，虽然仍有不同的声音，但更多的人看到了他强者的一面。他身上的这些品质不是用一块金牌或某个成绩可以衡量的。他所经历的那些故事，包含了他所体现的价值观，从这些故事中，我们更应该去思考，他为什么在经历了那么大的挫折之后，还会回到赛场。
　　其实，刘翔就像一面镜子，大家在看他的同时，也看见自己是怎么面对挫折的。我认为，这才是刘翔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所在，不是得不得金牌，也不是破不破世界纪录。
　　记者：看到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的变化，就是您对这届奥运会最大的期待？
　　姚明：当然，我们不能用4年后的不同，去否定我们当时的想法，因为如果没有经历过，就不可能改变。同样，未来我们还会有怎样的不同，我现在也无法给出答案，因为我们无法超越当下的历史阶段。
　　我们不太注重“惜败”这种文化，我们喜欢大胜、险胜，一旦惜败，就等同于败
　　记者：您曾经说，我们“误解”了体育。谈到误解??
　　姚明：对不起，打断一下，我现在认为不应该用“误解”这个词，可以叫对体育的“渐进理解”。“误解”意味着错误，但不经历过去的阶段，我们就无法进入到下一阶段，产生新的理解。
　　记者：但对“体育”这个词，我们的确误读了。
　　姚明：对“体育”这个词，我们的理解确实有些偏差。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本来没有，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体育的英文词是什么呢？按照课本上是“physical education”，不是“sports”，我们现在一般翻译成“sports”。
　　“sports”其实是竞技的意思，而“physical education”直译过来就是“身体的教育”。“教育”是目的，“身体”是一种手段。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sports”，完全就冲着目标去了，竞技，它就是要赢嘛。
　　记者：但体育的魅力绝不仅仅在胜负之中。
　　姚明：对，应该跳出“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文化。我们不太注重“惜败”这种文化，我们喜欢大胜、险胜，一旦惜败，就等同于败。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叫《铁甲钢拳》，主角到最后是输掉的，而且只输了一分，但在体会到其中一系列的跌宕起伏之后，你就会发现，输一分的结局比大获全胜更具有震撼力。
　　记者：在体育史和奥运会的历史上，有不少类似这样的“惜败”。比如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中，一位坦桑尼亚选手在比赛途中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跑完了全程。当他一瘸一拐地最后一个跑过终点时，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鼓掌。赛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索性退出比赛，他说：“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
　　姚明：这样的例子很多。
　　记者：1968年奥运会中产生了多少胜利者，我们可能记不清了，但这位伟大的“失败者”却永远留在了奥运会的历史中。
　　姚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时候失败比大获全胜更有震撼力，我们不要把体育仅仅看成“竞技”。
　　谁能说，这位母亲不崇高，她的体育生涯不崇高？
　　记者：正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体育单纯地理解为竞技，所以有时候只讲第一，只求金牌。这种“争创一流”的想法有问题吗？
　　姚明：“争创一流”的想法本身没有问题，但这应该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对最终结果的追求，结果应该是“我尽力了”。
　　我用一块银牌来举个例子，还说刘翔吧。在去年的大邱田径世锦赛上，刘翔被罗伯斯两次打手，结果跑了第三，后来罗伯斯被判犯规，刘翔拿到了银牌。赛后刘翔非常大度地说：“他打了我两下，但我不怪谁，这就是比赛，这就是游戏，我们还是应该享受这种比赛的快乐。”我想，这块银牌就是一种体育比赛特有的过程，锤炼人意志与道德的过程。
　　如果我们只看重金牌，到后来很容易就成了数金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只注重结果的民族。这就好比我们的人生只剩下出生和死亡，而没有中间的过程。
　　记者：只看结果，就是专注于成功；关注过程，就是注重成长。我们往往只讲成功，很少讲成长。这是我们的体育文化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姚明：这个总结得很好，就是成长与成功的关系。
　　记者：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打败别人”，而是“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姚明：对，我不想讨伐大家对金牌的关注。运动员最后取得的成绩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和出发点。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内罗毕国际马拉松比赛中，一位肯尼亚家庭主妇击败了所有职业选手。赛后，有记者问她一举夺得冠军有什么想法，她说，“有了这笔冠军奖金，我的孩子就能去上学了”。
　　通过体育，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各种人群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需求。我们现在往往把体育限制在精英群体中，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要为国争光。我并不反对这种价值观，但体育的涵义远比这大得多。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位肯尼亚母亲，她的出发点就比为国争光低吗？
　　记者：体育当然可以是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这从“体”字的构成上就可以解读，“体”的一边是“人”，一边是“本”。
　　姚明：对，体育从根本上就应当“以人为本”。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有一位33岁的体操女运动员，她叫丘索维金娜，她是乌兹别克斯坦人，代表德国体操队参赛。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大年龄还在当运动员，她说，“如果我不参加比赛，不赢回奖金，阿里什就活不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根本没有选择”。阿里什是她当时年仅3岁的儿子。她代表德国队参赛，也是因为德国的医疗条件更适合她的孩子。
　　4年前，她拿到一枚银牌，今年她37岁，为了给孩子治病，她还将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谁能说，这位母亲不崇高，她的体育生涯不崇高？
　　塔尖上的人一定有他特殊的天赋，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拼命挖掘这种人，而是搭好平台，扩大通往塔尖的基座
　　记者：下一个“姚明”的追问，其实也折射出一种焦虑。
　　姚明：我在上海交大上课的时候也和教授们讨论过这些问题。总有人在问，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什么时候能再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下一个大师在哪里，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去回想一下过去那些大师、大科学家的经历，不敢说全部，绝大部分人原本的出发点不是得奖或者当大师，只是感觉这个东西好玩，玩下去了，玩到在自己这个领域很精很尖，得奖或者说功成名就只是一个额外的奖励。
　　记者：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姚明：我们不应该去刻意追求制造出一个塔尖上的人，这个人一定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自然竞争出来的。
　　记者：是水到渠成的。
　　姚明：非常对，就是水到渠成！塔尖上的人一定有他特殊的天赋，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拼命挖掘这种人，而是搭好平台，扩大通往塔尖的基座。
　　记者：要认清塔尖和基座的关系。
　　姚明：塔尖是要靠稳固的基座一点一点堆上去的。
　　记者：需要构建一个金字塔结构？
　　姚明：对。我在美国看到的体育培养结构就是如此。他们的体育培养很分散，主要依托教育系统，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参与的人数会越来越少，直到成为职业运动员。美国的青少年通常要到18岁之后，才会接受相对集中一些的体育培养。这种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非常稳定。
　　可能由于文化不同，我们国家的体育培养则比较集中，结构是“倒T型”的，（用手势做出“倒T型”的样子）教育系统，比如小学、中学、大学体育教育，都在这儿，（用手势表示“倒T型”的底部）而专业系统，比如国家队、俱乐部队、青年队在这儿，（用手势表示“倒T型”的顶部）专业运动员和基础教育，是脱开的，造成它的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
　　记者：这种不稳定结构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姚明：后果是，我们经常听到有各种运动项目的参与者在喊“青黄不接”，足球、篮球、排球轮流喊，越是集体的项目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一直以“倒T型”的结构去培养运动员，就无法发挥出我们人口众多的优势。
　　如果在少体校的时候就把参与人数限制到“倒T型”的那根棍儿那儿，最后这个“倒T型”不可能有太高的高度
　　记者：除了青黄不接，“倒T型”的结构还会带来很多劣势，这是否最终会限制塔尖的高度？
　　姚明：这么说吧，体育培养的淘汰率是很高的。
　　记者：大浪淘沙。
　　姚明：对，就是大浪淘沙。为了最后能淘出“金子”，必须得有充沛的底量。
　　还说美国篮球运动。美国的大学篮球一级联盟有300支球队，每支球队里至少有12名球员，我们就算10个吧，整数好算点儿。300支球队就是3000名球员。这些人是一级联盟，二级联盟和三级联盟都是这个数，加起来就有将近1万名球员。这些球员中，最后能进入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或者去国外职业联赛打球的，不超过1000名，差不多是1∶10的淘汰率。这只是大致粗算的，肯定不止。
　　而在我们这里，在少体校的时候就把参与人数限制到“倒T型”的那根棍儿那儿，最后这个“倒T型”不可能有太高的高度。
　　记者：我们一方面渴望“高度”，另一方面又在根本上局限了这个“高度”上升的可能性。
　　姚明：去年我在退役的发言中，感谢了很多人，包括我的对手。即使功利一点看，为了培养出一位优秀的运动员来，你也得为他培养出一批对手来啊。
　　记者：体育运动少不了陪练和牺牲者。
　　姚明：只不过篮球运动这样的集体项目对对手的需求量更大，足球就更不用说了。我虽然不懂足球，但我一直认为，想先把足球搞好再来搞篮球，那是倒过来了，人数越多的运动越难组织。
　　记者：这种状况是否应当有所改变？
　　姚明：要改变，这是共识，问题是怎么改。
　　记者：有可以参照和借鉴的模式吗？
　　姚明：现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使用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模式，俱乐部是欧洲体育的基层细胞，以基层社区俱乐部为代表，有6个人就可以成为俱乐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从基层俱乐部开始一层层组织联赛。
　　另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体育是以大学为代表，有全国各种赛事，奥委会都从大学选拔人才。美国的中学体育也比较发达，进入大学还有体育特招。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借鉴欧美两种不同模式，结合我们的情况，创造出适合中国的体育发展之路。首先还是要把体育和教育结合起来。
　　球队与社区的联系越深刻，这种寄托和共鸣就会越强烈
　　记者：许多人认为，我国目前的职业体育与大众之间似乎还没有形成密切的融合，或者说，体育还没有融入大众的生活。
　　姚明：现在职业体育的功能在我们这儿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其实除了夺取锦标、夺取成绩之外，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在社会精神方面。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在NBA，球员不管比赛有多累，一定会抽时间进入社区。
　　姚明：运动只有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才会有生命力。一项运动要深入人心，光靠训练、比赛是不行的。按照我们原来的理解，体育是精英文化，就是说你是行业精英，你唯一的目标是争夺成绩，用成绩去激励市民，激励国民。但是体育其实是很多元的，它的功能也是很多元的。
　　记者：比如带给观众共鸣？
　　姚明：没错，很多人来看比赛，就是渴望在球员身上看到自己想做但没有机会做到的事情，比如赛场上的拼搏，获胜时的光荣，失败时的尊严。人们希望在球员身上看到这些东西，这会带给人们心灵的共鸣。球队与社区的联系越深刻，这种寄托和共鸣就会越强烈。
　　老实讲，我现在看篮球比赛时，就会有这样的共鸣。我很努力地把自己的理想传递给上海男篮，当我看这支球队打球时，如果看到我传递给他们的理想被呈现出来了，被传承下去了，虽然不能再上场打球，但我仍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体育最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就是结果的不确定性，它追求的是过程公平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了，“体育”是一个舶来词汇。在我国，“体育”这个词最早出现时指的是“身体的教育”。在您看来，体育的教育意义究竟何在？
　　姚明：可以看看《奥林匹克宪章》。
　　记者：我们查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姚明：这段话概括得很好。很多体育比赛形式是由人类的行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机构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单干的，都需要互相协作。像篮球这样的集体运动，也需要组织、合作、团队能力，这些在体育中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体育不仅仅能强健身体，锻炼个人的意志力，同时也锻炼人的沟通能力，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体育其实就是游戏，在游戏中增强人的这些能力。
　　记者：在游戏中，是否还有使人形成对规则认同的作用？
　　姚明：你这句话提醒了我。体育最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就是结果的不确定性，它追求的是过程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结果是顺其自然的。
　　记者：正义应当体现在过程中，程序正义很重要。
　　姚明：问题是在有些时候，我们往往忽视了过程和程序的公平与正义。
　　从某种程度上，体育和读散文、唱歌是一样的，都是关于生命的学问
　　记者：很多人好奇，已经功成名就的姚明为何也会选择回到课堂，并且苛刻地要求自己从本科读起？
　　姚明：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一个运动员对体育的学习能力与对他社会的理解能力是成正比的，但我们常规的训练模式是把一群体育“苗子”圈在一块儿，他们只需要一心训练，不用再去课堂学习了，这种培养模式使他们缺少与社会的接触，容易导致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的低下，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社会经验。
　　记者：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对运动员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技能。
　　姚明：对，并不是你长得足够高，就适合打球。尤其像篮球之类的团队项目，由于运动员普遍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使我们在和世界先进球队比较时，总是差了那么一截。
　　记者：身体是硬件，心智是软件。只有硬件是远远不够的。
　　姚明：我刚才强调过，体育其实就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去锻炼人的心智。我们总习惯于把学科分为文科和理科，我想体育应该是属于文科的，因为体育从某种程度上和读散文、唱歌是一样的，它也体现了人思想的变化。
　　记者：体育也是关于生命的学问。
　　姚明：是这个意思，但我不想把体育说得这么“大”，太“大”我就说不上去了。（笑）
　　从竞技体育回归全民体育，首先要从观念上认清体育的本质
　　记者：“一切体育是为了大众”曾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的美好愿望。从竞技体育回归全民体育，您认为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姚明：首先要从观念上认清体育的本质。冠军并不代表全部。
　　记者：应该适当淡化“冠军”的概念。
　　姚明：2008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取得了51枚金牌，现在我们还能记得起几个冠军的名字？
　　记者：一时还真的说不出几个了。
　　姚明：我可能也不超过5个。
　　记者：冠军瞬间出现又很快被遗忘，这似乎已经成了必然现象。
　　姚明：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只获得了5块金牌，每一块都弥足珍贵。2008年，金牌的数量变成了51块，人们就记不住了。从经济学来说，就是边际效应递减。
　　记者：看来您的经济学学得不错。
　　姚明：这说明我是真的是去学校充电，不是 “镀金”。（笑）
　　记者：从“冠军”的概念说开去，我们对“为国争光”的理解似乎也不该过于单一化。
　　姚明：我觉得应该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需要鼓励的目标；第二，最后能不能争光，要根据运动员的实力来决定，有些运动员虽然没有拿金牌，你也不能否定他的付出；第三，为国争光并不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而是需要让社会共同认可的。
　　记者：而且这种认可不该仅仅局限在国内。
　　姚明：没错。为国争光是要让世界来认可的，要看你的成绩是不是被国际社会的价值标准所认同。当然我这么说，绝对不是要贬低我们的运动员取得的成绩。
　　情感的支持是一切物质支持的本源，没有情感支持，什么都不用谈
　　记者：从竞技体育回归全民体育，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对大众进行怎样的启蒙，让大家不再把体育狭隘地等同于成绩和金牌？
　　姚明：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形成的观念恐怕不可能那么快就扭转过来。我认为，全民健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是一种体育的启蒙教育。上海近期刚刚举办了第一届市民运动会，这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全民运动概念，让全民健身、自娱自乐，升级为有一定水平的竞技和娱乐。这种松散形式的、而非大操大办的运动会，可以慢慢培养人们对体育的兴趣爱好，有助于淡化成绩在运动中的意义比重，鼓励人们更注重运动的过程。
　　记者：您刚才提到球队进入社区的理念，运动员走近市民，这是否也是一种体育的启蒙？
　　姚明：作为职业篮球队，应该肩负起它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球队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尤其是球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应该给他们回馈，我们选择的回馈方式就是跟他们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我觉得，支持未必要以一种功利的金钱模式来体现，完全可以是情感上的，情感的支持是一切物质支持的本源，没有情感支持，什么都不用谈。
　　记者：球队进入社区就是和球迷进行情感上的沟通。
　　姚明：我在美国打球的时候，每年至少会参加4次左右的社区活动，一般会安排在重大的节假日，比如圣诞节、感恩节等。
　　记者：逢年过节？
　　姚明：他们的“年”和他们的“节”。
　　记者：在美国，人们看到篮球巨星来到社区，他们的表现和我们这里有什么不同吗？
　　姚明：他们可能更淡然一点。他们首先是个篮球迷，然后才是个追星族。在我们这里，来看球星的人大多是追星族，是不是篮球迷，再说。对此也不应该完全否定，要一步一步来。我们推广的应该是某一种运动，而不是某一个明星，当然每个运动员其实也是一项体育运动的载体，就像一部电脑有硬件和软件之分，运动员是硬件，而篮球运动是软件。
　　“单飞”能给李娜们创造一些环境，去接触更精彩的世界，去充实自己
　　记者：现在有一些运动员脱离了原先所在的国家队，开始“单飞”，比如网球运动员李娜等，您怎么看待运动员“单飞”的现象？
　　姚明：人要多方位地学习，不断地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单飞”能给李娜们创造一些环境，让他们去接触更精彩的世界，去充实自己。人只有看见更多的东西，才能意识到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您也是“单飞”的运动员。
　　姚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也许可以打NBA的呢？是18岁那年，我去美国训练，我打败了美国球队里的一名中锋，还把他打得挺惨。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将来肯定是NBA球队里很好的中锋。我当时想，如果他能打NBA，那我也能！如果当年我没有出去打球，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0年，在悉尼。我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就是美国队，当时美国队的中锋是阿朗佐·莫宁，他是当时除了奥尼尔以外美国最好的中锋球员。比赛前，我心里是有些发怵的，因为他的身体看上去很壮实，而大家对我的评价一直是很瘦很瘦。在赛场上，当我们第一次发生碰撞之后，我发现他虽然力量很大，但他对我的冲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记者：这更加坚定了您去美国打NBA的信心？
　　姚明：的确如此。我觉得要想提高运动员的水平，应该放运动员出去，让他们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当然，这是在短期内提高水平的方法，并不是长期的，长期的方法还是要让培养运动员的整个系统与国际接轨。
　　真正的耐心是，你架完桥了，但走过去的是别人，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记者：您现在有着多重身份，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队的老板、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有“姚基金”的慈善工作，您怎么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
　　姚明：目前正在放暑假，可以多干点其他事，比如去伦敦做奥运会的解说。事情一个人是做不完的，所以需要团队协作。
　　记者：听说您有一个梦想，希望通过打造上海男篮，影响中国篮球界，您耐心有多大？
　　姚明：不仅要有耐心，还要有一种决心。很多时候，人们会讲有没有耐心熬到成功的那天，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决心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很有可能，做到最后，你只是个架桥的人，不是过河的人。真正的耐心是，你架完桥了，但走过去的是别人，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记者：您在2008年设立了“姚基金”，退役之后更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公益慈善上。您是带着怎样的愿望去做这件事的？
　　姚明：我把慈善当成我的一项新事业。慈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被激发出来的一种向善的力量，它能帮助人们完成自我的提升。
　　在这点上，慈善和体育很像，体育也能帮助人们追求精神上的升级和完善。有时候，一个篮球架带给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远比金钱要多得多，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高慎盈 吕林萌 陈俊珺）
　　（摘自8月3日《解放日报》。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