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战争和资本因素与抗战时期民主参政会的产生及发展:抗战时期

　　【摘 要】国民参政会是为了适应抗战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参与机构，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机构，在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机构的出现、发展无不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有关，在这其中，武力，战争与资本在国民参政会的产生、发展和其产生政治影响作用的过程中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影响抗战时期民主参政会的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武力、战争和资本因素，进一步探析这三方面因素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着深刻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民主参政会；武力；战争；资本；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建立的国民参政会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章。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而设立的一个中央政治机构。它从1938年7月6日在武汉举行第一届以此会议到1948年3月在南京宣告结束，历时9年又8个月，开过四届十三次会议。这样一个容纳当时全国各方面人士并能够在体制内长期依法运行的机关，“是北伐以来，破天荒的一种新设施。”这一机构的出现，发展无不与当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现实有关，在这其中，武力，战争与资本在国民参政会的产生、发展和其产生政治影响作用的过程中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战争和强制因素与国民参政会的产生
　　1931年，日本公然入侵我国东北地区，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国际环境正处于一个全面动荡阶段，我国面临的战争态势日益明显，这是当时我国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在内部环境上，中国当局政权为国民党训政之下的民国政府政权，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地军阀占据着一片自己的势力，而在陕甘宁地区，中共也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政权，对这一地区进行着实际上的占有统治，国内各地区、各区域间所服从的政令不一，具有领导性质的、可以统一全国各党派力量、协调各党派利益而服务于抗日救国的组织机构并不存在，这便是当时中国国内的内部环境。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环境之下，加强统一的国家性的战争状态应对机制，更好的协调各方面利益从而更好的抵御外敌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普利在其著作《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中就曾说道：“当强制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一起增长时，它们就产生了国家；它们在非常明确的领土上产生出明显的组织，这些组织控制着强制集中的主要资源，而且在某些方面行使着超过在那些领土上的所有其他组织的优先权。使邻居臣服和击退更远处对手的努力产生了国家结构不仅仅以军队的形式而且以文职人员的形式，这些文职人员聚集资源支持军队和组织统治者对其他市民阶层日常控制。”正如图1所展示的一样，强制资源的积累强化并推动者强制资源的不断集中，而二者也在同时促进着国家的成长。在当时战备的情况之下，只有强制资源的积累和强制资源的集中同时作用，才能使国家的力量壮大，更好的维护本国家本民族的自身利益。
　　在历史上，中华帝国通常表现为可用资源高度集中而强制资源积累相对较低。当皇帝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积累起重要的强制资源时，或者说当皇帝失去了部署大规模的强制的能力时，帝国常常分崩离析。尽管有着大规模的持久性的表象，中华帝国不断地遭受着起义、侵略和自治运动，并且长期把大部分财力用于给蒙古人和其他的游牧掠夺者进贡。因此，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问题，加强资源的集中便显得尤为的关键。
　　因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加强国内团结，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要，国民党不得不在加强战时集权的同时，做出民主化的表示，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政权。作为一种由文职人员组成并支援国家进行保卫性质战争的政治体系，国民参政会的提出解决了这个问题。1938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宣告了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按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其职权主要有三项：即听取权(听取政府施政报告)、询问权(对政府的施政报告可以提出询问案)、建议权(向政府提出建议提案)，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又正式加上调查权(调查政府交与调查的事情)，1944年9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时又加上审议权(初步审查国家的总预算)。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供了一个发表政见，批评时政，督促国民党实行民主宪政的合法场所，为战时民主宪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同时，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广泛动员。可以这样说，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很好的履行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到的“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的历史使命。
　　二、武力、战争和资本与国民参政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我国的历史传统中，重农轻商的传统封建思想金达的禁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西方各国纷纷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我们却还在固守自身的小国寡民的思想。正如赵鼎新在著作《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所说的：“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发展中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鲜能超出一个较小的范围。并且，所有的传统政府一旦稳固下来便表现出守成的特征。”他又说道，“在这些传统型社会中，战争可能是推动国家追求效率的唯一重要的动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为了赢得战争，一个国家不得不采取如下措施，但绝不限于这些措施：扩充军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税收能力。上述措施及其附带后果都为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迅速的累积性发展提供了条件。”
　　近代中国就是这样，经过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多次战争的失败，加之清政府执政后期不注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错失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佳时期。然而，作为一个帝国，其资本的集中能力较强，在封建统治时期的中国，资本大多集中于统治者阶层当中，但是这种资本的集中遇到了武力战争的接连失败，使得民族资本发展缓慢，经济水平以及实力一直十分低下落后。而在封建统治末期，由于资本的发展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统治者只能得以通过两种途径来保证自己的经济支配地位以维护自身统治，即对内通过暴力机器， 通过武力手段来压迫、剥削处在从属阶层上的人民，而对外，则通过战争的方式，来通过战争的所得获取相应地维持原有统治地位的动力。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是近代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因而，上述两种获取资本以保障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方式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对内，由于民主思想的传播，统治者在政治伦理上应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因而通过国家机器压榨从属阶层等方式获取资本的路子行不通了；对外，日本侵华战争的对阵双方势力存在一定差距，且这场战争是一场保卫性质的战争，对自身的国土利益、经济利益只能做到较好的维护，很难促成资本力量的提升。因此，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自身经济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只有在自身寻找问题解决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