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观24个字图片 詹宏志：台湾社会的“张望者”
罗大佑、侯孝贤、杨德昌、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如果给这些在台湾文化界叱咤风云的人物画一张关系图,詹宏志是可以联系每个人的关键一环。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詹宏志，几乎涉足过与文化有关的所有行业：报纸编辑、出版公司经理、唱片公司老总、电影监制、互联网公司总裁……罗大佑称他“以转行为业”，甚至建议他为自己不下200种的名片办个“名片大展”。
架黑框眼镜，留及肩长发，颇具“文艺范儿”的詹宏志，自称为人生“张望者”，提起亲历的那些台湾文化史上的“大事件”，有一肚子故事。
撞见罗大佑和侯孝贤
1980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在各领域都展现出高度的创造力。身处这样的风起云涌中，詹宏志也在困惑中不断找寻着自己的道路。
1983～1984年间，詹宏志刚刚从新闻出版业转行，出任滚石唱片的企划部经理。“正好撞见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巨大变化。”
詹宏志所指的“巨大变化”是罗大佑的横空出世。罗大佑的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是詹宏志接手的第一个案子。“他的音乐是有话要说的，你必须把他的意见和他的音乐整体看待。这对当时的台湾流行音乐是莫大的冲击，所有的工作方法都得变。”
1983年年底，詹宏志为罗大佑举办了台湾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演唱会。为了展现摇滚的力度，他甚至租来了全台北所有的音响。那次演唱会后来成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和标杆。
轰轰烈烈的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中，詹宏志也“张望”了一回。1987年1月24日，包括杨德昌、侯孝贤、赖声川在内的53位台湾文化人和电影人，联名发表了《台湾电影宣言》，阐释了对政策单位、大众传播、评论体系的“怀疑”、“期望”、“呼吁”及新电影工作者的决心。
作为该宣言的执笔者，詹宏志没有想到，宣言发表后并未产生预期的影响，反而加剧了原有的争论，让台湾新电影运动从此分崩离析。
此后，詹宏志改变了旁观者的态度，亲自参与电影工作。
陪年代集团董事长邱复生吃了一年早饭后，詹宏志终于说服了这个之前和电影界没有任何关系的投资者为侯孝贤正筹拍的《悲情城市》的拍摄埋单。结果，这部于1989年发行的电影，赢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成为台湾首部获得这一荣誉的电影，并在台湾获得过亿台币的票房。
“够意思的小朋友”
早在高中时代，偶然看到商务印书馆早期开拓者张元济先生的事迹，詹宏志对出版业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我看见一个知识生产事业（出版业）可以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命运。”
1975年，詹宏志从《幼狮文艺》主编痖弦处领到了担任文学编辑后的第一项任务：给几位年轻作者写信约稿，参与杂志的年轻创作者写作推广计划——“小说大竞写”。那次比赛让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人成为台湾的“新锐小说家”，也成为詹宏志踏入台湾文化圈的起点。
彼时，初出茅庐的詹宏志颇有几分傻气。这个出生在台湾南投乡下的年轻人，曾为邀请古龙开设专栏与他斗酒，干掉了一整瓶威士忌，醉得不省人事。
几年后，古龙口中那个“够意思的小朋友”，已迅速成长为台湾新闻出版界的大腕：先后在台湾的两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任过职，25岁出任《时代周刊》总编辑，28岁担任远流出版社总经理，32岁成为台湾发行量第一的财经类刊物《商业周刊》发行人……
1995年，詹宏志成立了城邦出版公司，通过小出版社合并的方式，营造一个大品牌、大团队。“城邦”刚成立时，只有3个出版品牌：商周出版社、麦田出版社和猫头鹰出版社。此后，随着其他出版社的陆续加盟，“城邦”迅速发展成占有台湾35%图书市场和40%消费杂志市场的重要出版集团。
2005年6月，詹宏志宣布从城邦出版集团退休。
互联网的梦
2001年2月21日，詹宏志生平第一次登上《华尔街日报》的头条，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那一天，是《明日报》关门的日子。
一年前，詹宏志雄心勃勃地创办了“台湾第一家网络原生报”——《明日报》，一家没有传统媒体作为“母体”、采编经营全部独立的网络媒体。
1996年2月，时年40岁的詹宏志创办了《PC home》家庭电脑杂志，很快成为台湾计算机类第一刊。《PC home》的成功，让詹宏志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新媒体机遇。
他想打造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帝国,《明日报》是他为此迈出的第一步。
《明日报》创办之初，詹宏志就要求记者随采随发，每天滚动式地出1000条稿件。当时台湾的网络使用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两成多，网站的商业模式也不成熟。像《明日报》这样免费的网络报纸，没有广告进账，只能拼命烧钱。12个月又5天后，《明日报》因严重亏损，偃旗息鼓。
从“趋势家”到个人化创作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当时的经济腾飞，台湾社会积聚了大量财富，同时，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
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詹宏志，陆续发表了《趋势报告》《趋势索隐》《城市观察》等作品，分析了台湾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城乡关系、医疗体系、创业风潮……詹宏志当时的预见往往和事情的未来走势不谋而合，媒体因此送他一个“趋势家”的头衔。
到了90年代，台湾的多元化社会逐渐成型。在詹宏志看来，多元化的意思也就是大家谁也不管谁了，各自有各自的话要说。他开始做一些更个人化的事——用张大春的话说，就是“渐渐走回了文学、创作、小说这些相对而言在观光图谱上人迹较为罕至的地标”。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