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回顾与思考_中国十三大的主要贡献

　　一、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历史背景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在讲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是个好的文件,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十三大报告，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个别提法有所调整，即通篇没有出现“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完全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高度和邓小平的反复提示，是有很大的关系。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等人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工作时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要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十三大报告是这样论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彻底抛弃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的传统观念。1989年“六四”事件后，有人借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重新修改十三大报告。邓小平明确回答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要经常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要根据治理整顿时期应当多一点计划性的要求，适当加强集中。”这个提法不仅重提计划经济，而且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视为“板块关系”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和十三大报告“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以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等等提法相比较，显然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
　　吴敬琏在2012年2月上旬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说，1988年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很严重）、1989年的政治风波，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政治问题归咎于市场取向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正是在两种思潮激烈交锋和“开倒车”活动很活跃的背景下，孕育了邓小平的南巡谈话。
　　二、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
　　实际情况是，针对当时的倾向性思潮，1991年春邓小平的上海谈话，就体现出来了。有人因此把邓小平的上海谈话视为次年南巡谈话的预演。只是有些人听不进去，或者是没有听懂。如果大家都听进去了，都听懂了，就不会有次年的南巡谈话了。邓小平1991年1月28日至2月20日视察上海。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当时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黄浦江评论，其作者是曾任《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的四篇系列文章，基本精神脱胎于邓小平上海谈话的内容。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凸显几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明确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蕴藏着资本主义幽灵。”3月22日，发表第三篇文章，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责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第四篇文章，即《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主题是要从组织上人事上保证改革开放，受到一系列的大批判。不仅如此，10月7日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领导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把大家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此时也同时受到北京大报的围剿，几乎是针锋相对的，矛头指向市场经济。
　　1986年至1990年，邓小平至少先后四次提到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作为中国改革的主要选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一定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深知内情的人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早已有之，但他生怕党内不接受，达不成共识，会导致党的分裂。邓小平深知，只有统一全党思想，才能推动改革开放。因此他在北京冷静观察和思考之后，直到南巡谈话时系统地提出来。1992年1月18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经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谈话的要点包括五个部分：（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还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并提到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年广久。邓小平南巡谈话是这样说的，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从理论上回答了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