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赵踰] 山西地图

　　大概是1988年夏，中国文学界的大部分人还有部分老百姓突然听到赵瑜瞄向中国体育界的一声清脆的枪击，这时才注意到这个在血肉饱满的方圆脸上嵌着一对蒙古型细弯眼睛的小伙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从黄土高原下来。他微斜着身子把厚手伸向人们，那气质和动作一刹那间构成了一种很漂亮的潇洒。
　　文坛普遍地对山西作家的惊叹和赞赏使赵瑜总带着一种“血统”上的骄傲，他知道他们那种雄风义胆，他们那取于山野、注入作品的厚重、狂放、神秘甚至**的精气神使中国文坛早就生出几分敬畏。赵瑜天南海北地游逛得再远，他那山西的精神伴侣们总离不开嘴边。作协山西分会主席焦祖尧是他们共同的“老头子”，郑义、张石山、李锐等是他的大哥。这些人的幽默、掌故、经验和韧劲使赵瑜像是汲取到了悠悠不断的“山西之泉”。
　　曾有上海《收获》杂志的一女编辑到山西一游后，兴奋得惶惶然，对每一个相识的人说，那是伙什么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极重友情，豪爽义气，几乎天天在一起喝酒，出入的是酒吧，饮洋酒像喝水，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交往！那时赵瑜刚发表《强国梦》，加上他的狂放和不拘礼节的善良，在女编辑心中几近奇人。她说，那个晚上我和赵瑜以及几个文友一起来到太原灯火阑珊处的一个酒吧畅饮豪谈。喝罢算账时，阴鸷狡诈的老板随口说了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文友中有一个社会交往深广的企业家，欲掏钱付账，赵瑜慢悠悠站起来说且慢，然后叫老板把账一项项给算清。老板撒泼叫喊，狠狠盯着赵瑜。大家旁边冷观，知道赵瑜不是善碴子。俩人终于出手，老板是市井上混出来的，会几趟花拳绣脚，但经不住赵瑜机警、爆发力极强的猛击，生生被砸出了门外。这时赵瑜迅速抄过一把椅子靠在门旁，等老板持铁器疯牛般猛冲进来时，迎头闷击，老板倒地不起，眼角还微微掀动着装昏。企业家让大家先走，自己和老板用黑话说了几句，甩下一把钱，老板再也不敢造次。
　　这澎湃的豪情，火暴的性格和举动，赵瑜认为是山西作家应备的。因而他为这伙雄赳赳的人而自豪。
　　赵瑜身躯宽厚，硕健的肌肉使他的肩背有一很柔和的弧形；他的声音缓慢低沉滑润，包住的是永远亦庄亦谐的内容。这本是强者的形象，但眼波一闪，嘴角的牵动透露出自卑的信息。
　　这种自卑可能源于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山西远祖站在黄土山上远望浓缩世间一切舞台的皇皇都城生出无限沮丧，或者索性罢了，破衣烂衫地去与“胡人”厮混，或者青衣布帽骑驴下山奔北京混经济仕途。
　　轮到了赵瑜，他想上下几十年，方圆几百里，就出了我这么一个人，不能老是小打小闹的活法。山西题材写够了，对北京的文人不痛不痒的颔首不耐烦了，来个天动地摇的叫你们正眼相看！
　　赵瑜最不喜欢那些一听到“山西”，脑海立刻涌出偏僻、蛮荒、愚昧、土气等等意象的京城人，赵瑜除了嘴头上有些失态地刺向这些人外，他那用心智和力量锻铸的文章之剑，也是用来进行“孤傲的反击”的，而且成功了。成功实际是一个虚幻的胜利，智慧者水远孤独。赵瑜曾对苏晓康说，我每回离开北京或从太原往长治走，拎着我的破箱子，心里揣着各种希望的念头。同时还夹杂着说不清的惆怅和失落，回家再去爬格子。
　　孤独是每个人都有的感觉，但是文人把它深广了。赵瑜如果不做文章本也可在三晋如鱼得水地悠哉一生。他那种强壮的体格，会讨人喜欢的性格与永恒狡猾和温柔的笑意在中国社会是不会吃亏的。他小学时，正逢乱世，父亲挨整，他跟着一帮半大小子在长治市面“跑码头”，靠拳头和人情也混得个人人见了称小赵，点头哈腰忙着敬烟的光景。以后为了逃避下乡插队，进了一个小工厂，再以后凭着一身健肌时不常地干些体育活，篮球、游泳、射击、自行车都摆弄过。其实中国的运动员有时舒坦得像神仙：饱餐后，叼支烟，伸伸懒腰，然后走到铺满晨光的运动场，躺到茸茸的草地上，不经意地看着云天的变化。
　　这一切品性和境遇似乎不应当叫赵瑜孤独、自卑、写作。除了他那圆浑的大脑袋说明了他脑细胞精当充足，为思绪提供了优质的基础外，北国的壮烈之气和晋东南、中原一带独特民风恐怕也是他摇笔卖文的重要原因。
　　黄河流域的人对儒教有从基因到内在气韵的极为契合的联系，赵瑜大概绝不会对孔子像三跪九叩，但那个长须飘洒的哲人肯定是在天上某个角落注视着赵瑜的心灵。要不然赵瑜既然写作了，也满可写些什么“赞”什么“赋”之类的讨好某些长者的文字，像一些梦寐以求此目标的文人一样。而他却选择了有凶险且关系重大的题材，他写李顺达在文革中遭遇的《但悲不见九州同》虽仅是把文革中的那些恶人恶事搅和了一番，但一些台上的权势身上沾些腥臭是难免的。《中国的要害》写的是山西公路的危机，把山西的坏事排给了全国看。最近发表的《太行山的断裂》把本应裹在文章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全剥去，直通通地告诉人们，某些领导在1985年干着1958年的事，把国家的数亿元钱，老百姓的企盼和工作人员的青春全拿去换了几顶“改革者”的帽子……
　　赵瑜的举动分明贯穿着儒家所推崇的忠、勇、仁、义，其中既有从容死谏的硬气，又有为民请命的责任感。
　　文化与人民的关系是树与土地的关系，假如没有儒家文化的说法，赵瑜仍会那样去干，基因、生命和地气决定他纵情于生活时拔刀于路见不平处。赵瑜是不信宗教和神秘力量的。他曾在别人都诚惶诚恐地面受气功大师的恩泽时仰头大睡。因而他不像一些文人那样去苦苦寻探宇宙的神启和人生的终极目的，他永远是入世的，现实的，狡猾的，从这点来说赵瑜更多秉承了中国农民的品性。他自小生活的地方是中国农民气息最浓缩的地方。15年前的秋天，他干活腻了，随厂车到中原采买，他们在山西极南的晋城出发，大概只过几个镇子就入了河南境，一路下来是由高向低的平坦柏油路，经沁源、修武、焦作、获嘉一直到中原腹地新乡。一路金阳凝重，秋风爽快，车头上站着的他们好不快活，一望无际的秋庄稼地里时时闪出几个小解的青年汉子把生殖器对着他们大声谑骂，他们也扔下了笑骂和石块，就是这种戏谑连同那景韵全都存在了赵瑜的骨髓里。笔者因为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所以知道那是一片虽不偏远但与大多数中国省份迥异的地方。那里哪怕省城也是半城半乡的状态，那里没有“城市人”，最“洋”的也是女婿外甥在农村、逢年过节扛着一袋新粮食就回了城的人。我一见赵瑜就知道他是哪山哪庙的，外人恐怕很难看出《兵败汉城》中他写张彩珍的那幽默味源出何处。用赵瑜的话说，到中原，吸两口“毛烟”（中原特产）灌两海碗玉米糊就什么都知道了。
　　赵瑜写《强国梦》和《兵败汉城》，苏晓康说起来是“他早已跻身文坛，忽然远远看到乱哄哄的体育界便斜刺里闯了过去”。这种“没事找事的赖劲”与向不相干的人亮生殖器、扔石头有内在联系，只不过戏弄的对象是对人民不利的势力，史书上留一笔就是“正大”和“庄严”了。这种“邪劲”，赵瑜平时收藏得很好，在庄重场合讲起报告文学来外行人会以为他是动辄马尔克斯、萨特的人。虽然赵瑜喜欢松快自然，最烦板起面孔谈“文学”，但既然谈了，就叫它文词横溢、哲理乱冒吧！
　　这一切使赵瑜免去了假大空伪酸，对劳动人民也有那么一份亲切。文人们在北京站看到黑压压一片目光呆滞，横卧竖躺的人，就会联想到这些人的兄弟姐妹、七姑八姨正在山林里疯砍乱伐，正在东躲西藏地生着第七或第八个孩子，正在哄抢公物，正在耍猴、卖药、乞讨、行骗，于是就产生深深的厌恶。赵瑜一般不注意大众的愚，他会在普遍认为“低劣的人种”中寻找人性的光辉。他从不把责任推给人民大众，就像他在关于体育的文章里从不指责一般的运动员教练员一样，他说他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比较模糊的罪责明晰起来。他知道这大概是不会有善果的，但他还是在毅然前行之时，边与朋友说着笑话，边向多情女人看最后一眼。
　　前方或是顶点或是坟墓，赵瑜在酒后的蒙眬中更加清楚这一点。他爱喝酒，但不是高手，微醺中他明白他不应冒这个险，他儿时的愿望是当个小说家，那种能写空灵意境和少年梦境的小说家。
　　他埋下头，在朋友的轻抚下好像泪在凝聚，酒洒了，形成弯弯曲曲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