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太阳走|《我们向着太阳走》
生活覆盖了诗的浪漫，可是生活中又怎能没有诗？ 从1984年起，我乘着岁月的船，在诗歌的波涛上已划行了整整7年。 7年，凝结着追求与失落的7年，浸满了欢乐与痛苦的7年，连结着过去与未来的7年。
在我的身后，是发行量已超过200万册的诗集，在我的身前，仍是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风飘雨洒的路。
7年，我用我的诗同千千万万读者进行心灵上的对话。7年的风雨，在我的脸上刻下了人生的沧桑，在我的心上刻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
最怀念未成名前那平静的日子，我可以在夜阑人静时，在灯下尽情挥洒我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当我那绵绵思绪变成铅字走向人群的时候，我便可以与那些素不相识的读者在心灵的深处相识、相知。
最经受锻炼的是成名后的这段时光。我必须学会从前不会或不擅长的东西，诸如演讲、应酬、接受记者采访等等，还要学会冷静地对待舆论界或褒或贬、或客观或不客观、或善意或不那么友善的品头论足。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件事：我应邀到过北京和外地几十所高校，不止在一所高校遇到过这样一张条子：“汪老师，您有没有想过为中国夺得第一块诺贝尔文学奖章？”
我该怎么回答？“没想过”？这不是实话；“无可奉告”？一句外交辞令；说“这不是我目前考虑的问题”吗？大学生最不喜欢的是躲闪。
面对那些希望听到我心里话的学生们，我说：“我想过，并愿意为此努力。”
后来，两位《人民日报》记者很客观地写进了专访。
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句在特定环境下说的、不算什么过分的话，竟在以后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我至今不知道这样的回答究竟有什么不妥，何况几十场演讲，面对数百个问题，我怎敢担保我的每一个回答都准确，都精彩，都不出错呢？
难道说一句真话，向高远的目标努力错了吗？难道在有着5000年悠久的文明、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连这样一句简简单单谈不上有多出格的话都不能接受和容纳吗？
最让我气愤的则是我的诗集大量被盗印。从1991年春季开始，仅仅半年多时间，我所见所闻自己的诗集的盗印本竟高达12种之多，而且行销全国各地。
1991年5月起，我先后应邀到过上海、沈阳、大连、宁波、杭州、武汉、广州、南京、西安、郑州等地，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被盗印本的阴影所笼罩。什么《梦中的期待—汪国真抒情诗精选》《年轻的梦恋一汪国真诗文精选》《默默的情怀—汪国真诗歌散文精选》，还有什么《女孩的伞》等等。这些盗印本有的假冒我的签名，有的伪造我的“致读者”，还有的连诗都不是我的。这些盗印书，给我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找出书的出版社，出版社说根本没出过，找印刷厂，印刷厂说根本没印过。原来，除了大部分作品还是真的以外，其余都是假冒的。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有过这种遭遇的作者，但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
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我的作品被众说纷纭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些中青年翻译工作者，正在着手默默而执著地用不同的手、不同的语言翻译我的作品，从我陆续于近期收到的来信中得知，最多的已译完3本。如果说我出版的第一本、第二本诗集是由素不相识的读者推出来的话，那么有一天，我的诗真的跨出了国界，依然是这些陌生的朋友帮我走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只是，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能不辜负他们辛勤努力吗？能吗？
1991年3月开始，全国许多报刊陆续刊出了对我诗作的批评与反批评文章，并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形成高潮。那一段时间，本来已很多的读者来信骤然增多，许多读者来信鼓励我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他们喜欢。还有的在信中关切地询问我怎样对待这些争论。
我一向觉得，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只要正确对待，争论是件好事。争论是宣传，争论是思索，争论是成熟。
如果我的作品没有艺术魅力，时间和人心自然会很快将其淘汰，即使有再多的褒扬文章也没用。如果我的作品是有艺术价值的，时间和人心自然会将其挽留，有再多的贬低文章也无济于事。
我不相信，有什么文章能够比时间和人心更有力量。
我希望成功，但没有想到我的作品能引起“轰动”；我期待评论，但没有料到我的诗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争论”。
“轰动”也罢，“争论”也罢，我都不会把它当作人生旅途上的包袱。我知道前面的路更坎坷，更漫长，我必须把心系于远方。
本来人生的路可以更平坦，只要我们不去攀登峰巅；本来人生的路可以更悠闲，只要我们不想争光。可是，谁又甘于平淡，甘于让生命失落在无声的岁月中间。只要有生命在，何惧山高路远——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1992年，我面对的是比从前更繁重的创作以及紧张的个人进修。瞻望未来，我不敢有丝毫满足与松懈，我想向自己和朋友们说的是：
走
不必回头
无需叮咛海浪
要把我们的脚印
尽量保留
走
不必回头
无需嘱咐礁石
记下我们的欢乐
我们的忧愁
走
向着太阳走
让自已去告诉后人吧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们
从未停止过前进
从未放弃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