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的四十年

　　编者按　　这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改革时代。它　　呼唤着所有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从昨天的苦闷和徬徨中走出来，带着新的觉醒也带着对改革的期待，带着振兴中华的决心走进更广阔的人生。
　　然而，当改革正在全面而深入地行进时，却在相当数量的青年中，特别是在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正如黎晴同志信中讲的—“没劲”。
　　一方面，改革应该为青年提供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决心一展宏图的青年却又深感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没劲”，这种强烈而奇怪的反差不仅深深地困扰着青年，也引起编辑部的极大关注。
　　有人认为，“没劲”是一种消极的时代病；也有人认为，“没劲’’是一种积极的历史进步。应该指出的是，存在于有理想、有抱负青年中的这种“没劲”情绪，与碌碌无为、不思进取的“没劲”情绪是大相径庭的，它不是对物质追求的不满，而是一种对加速社会改革、实现个人价值的渴望。
　　青年们在认真地探索。他们并不愿意等待这种“没劲”情绪自然消失，他们希望在弄清这种情绪后，获取某种启迪，从而找到一条“有劲”的人生道路。
　　编辑部也在认真地探索。我们认为，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的今天，有必要对青年中的这种“没劲”情绪展开一场热烈而坦率的讨论—青年中的这种“没劲”情绪究竟说明了什么？它的出现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社会应该如何对待青年的个人价值？青年应该如何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怎样更好地改革社会、完善自我—我们把黎晴同志给编辑部的来信发表出来，把她提出的问题交给所有思考着的青年朋友。
　　也许，答案就在你、我、他的争执之中，就在我们共同自由、民主、科学的探讨之中。我们相信，通过这场“为什么我感到活得‘没劲’？”的群众讨论，不仅对推动社会改革、观念更新会起到积极的意义，而且青年自身也会有所收益。一个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正在形成，黎晴同志和许多青年同志都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近来，我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笼罩着，我徒劳地想解脱出来，可悲的是我连这种情绪是怎么回事都说不清楚。索性，还是用我常挂在口头上的两个字—“没劲”来表述吧。
　　这使我想起了很早以前看过的一本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是一个太普通的问题，又是个太复杂的问题，认真地想进去，世上万物仿佛象一张大网直扣下来，渺小的自我只有在大网之下作着莫名其妙的挣扎和寻找。
　　但当时我无暇去反省这个问题，我正拥挤在通向一代人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的狭窄天梯之上，—为了老师们呕心沥血的辅导，为了父母亲眼里殷切的光芒，也为了儿时编织过的美丽的梦……我如愿以偿。
　　现在，我已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在首都的中央机关工作。周围人无不感叹羡慕我的机遇，我的幸运，我的一帆风顺的生活。可我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愉快。在“春风得意”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精神危机。无论繁忙还是悠闲，内心深处总被一种难以遏制的渴望灼痛着，不得安宁。人们会问：你到底有什么不合意？你还要怎么样？我无言以对，然而这种感觉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滋长着……
　　我是在改革的序曲中走出校门的，那种“生逢其时”的感觉曾经使我的一腔热血沸腾起来。我跃跃欲试，想用自己的学识、热情和力量为一个理想、一项事业而全力奋斗。我把“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名言贴在床头，而且就是伏在这名言之下，奋笔写下了我对本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书。“建议书”递交给了领导，我天天盼望着能有回音。有时偶尔与这位领导走个照面，我便惴惴地迎上去，希望能从他眼里发现一点点光芒。然而，我的热情与他的冷淡反差太大。几个月过去了，连一句“我看过了”的话都没有；半年过去了，它大概早被丢在哪个纸篓里了吧。我好长时间都咽不下这口气，我第一次痛苦地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这样的蔑视。我自作多情地看重它，珍惜它，可人家根本就没把它放在眼里。我向朋友宣泄，朋友见惯不惊地说：“你太天真了。”是啊，我太天真了，那么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我就只能用这句话来自我解嘲吗？
　　我被调去给干部轮训班上课。当我拿起几十年不变的哲学教科书时，顿觉兴味索然。这不象在大学校园里，可以发表“异端邪说”，侃侃而谈自己的见解。在这里你只能照本宣科。我象一部会说话的机器人，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被分割成条条块块的定理、原理。我的学生们对哲学课毫无兴趣，打哈欠，冲瞌睡，望着窗外发呆。我相信如果不是为了那些文凭或什么考核，他们决不会坐在这间教室里。当我口干舌燥地走出教室时，不由哀叹一声：“纯粹是浪费生命，真没劲！”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没劲”渐渐成了我的口头禅。这以后的生活更加平淡乏味。从轮训班回来被安排到了办公室，每天的工作不外乎打电话、做记录，通知各类事项，给领导分送报纸、文件。即使有些抄抄写写的事，也是千篇一律的公文。有时明知是做无用功，却仍不得不做，不得不做得“带劲”，自己都觉得真虚伪。改革就在身边进行着，我却成了“多余人”。如同一个“球迷”，无论怎样为那只皮球而神魂颠倒，也没有机会去冲撞争抢。可我看那些老同志似乎对这一切都很习惯，每每我大发“没劲”的牢骚时，他们并非没有同感，但仍要语重心长地开导一番：安心工作嘛，干一行爱一行嘛。这种论调我简直听够了，从大学时的“服从分配”和再早一些的“螺丝钉”理论，无非是说你个人的价值是无所谓的，你只要延续这部运转缓慢的大机器的节奏就行了。为了使你安于现状，人们总能拿出堂而皇之的大道理来吓唬你。比如说“社会需要”。不错社会需要有人去扫大街，但不需要一个教授来扫。难道让相当多的人去做自己并不适合做的、发挥不出才能的工作，就是社会需要吗？难道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材不用，无材重用的现象也是社会需要吗？说穿了，所谓社会需要无非是某个单位、某些领导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安排人的需要。我坚信，只有每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才是社会总体价值的最优化。而那些把我们当成棋子摆来摆去的领导，是否首先把我们看成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独立价值的人呢？
　　我也曾和本单位的一些大学生相互鼓动说，到领导那里去据理力争一番，要求换个工作。但我们还是克制住了。这样做除了留下一个“挑三拣四”“好高务远”的坏印象，影响今后的使用和提拔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我真为我们在大学时的“少年意气”感到悲哀。那时我们充满朝气、锋芒毕露，而一到工作岗位却一点不敢乱说乱动，连提出合理要求的勇气都没有。我不知道是社会压抑了我，还是我自己压抑自己。总之我恨自己连一点不满的表示都没有，哪怕能在适当场合向领导发发牢骚也好。其实我们的要求高吗？一点不高。给我们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以表现自己，证明自己。如果在竞争中败下阵来，那我心甘情愿地去坐办公室，没齿无怨。然而竞争在哪里呢？它虽然叫得满天响，但你伸手去抓时却仍是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