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八行选士”_北宋士夫周沆

　　早在春秋时期，儒家便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就是政治统治应该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各级官员在担负政治责任的同时也应该是伦理道德的楷模。但直到汉朝把儒家思想旗帜高高举起以后，道德品行才正式被列为选任官员的基本标准。人事部门每年以“四科”选拔官吏，德行排在第一，同时规定“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即任何一科都必须具备最基本的个人品德（孝悌）和职业道德（廉公）。从东汉中期起又有新政策：品行优异而能力较差的，特许不经试职直接授官，可见道德在彼时公务员选拔标准中的优先地位。
　　选官以德为主，实践中总会碰到两个难题。
　　一个难题是有“德”者，未必有当官施政的能力。另一个难题是“德”这个东西有点空泛，落实不易。很难给出具体明确的尺度，结果便让权门请托、营私舞弊的人有机可趁。东汉顺帝时，河南尹田歆向中央荐举六个孝廉，其中五个是贵戚写条子交办的。再往后，举孝察廉基本上成为既得利益者“萝卜选官”的直通道，大抵能够被荐举的，多有官宦家世或政治背景。另一方面则是弄虚作假的丑闻不绝，州郡贡举的孝悌曝出在墓道里接连生儿子，司徒奖抜的名士被下堂而去的妻子当众揭出十五件稳藏起来的秽事。所谓德行选官，最终成为积弊深重的浆糊一团。于是，后来就有了矫正其弊的科举选士制度。
　　但是，科举在实践中又出现了忽视选士对象品德的问题，所以唐宋以来，重才轻德的指责和矫治，乃至取消科举的实验一直存在。北宋范仲淹策划庆历新政时给出两个建议，治标之策是废除糊名法，考察品行没有亏缺后再上报姓名；治本之策是兴建各级学校，通过本乡本土的学校教育来培养和考察求仕者的德行。因为他很快下台，这些办法并未切实施行。神宗熙宁时，王安石提出用学校培养代替科举取士设想，俾使“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实，王安石在位也很短暂，学校贡士直到徽宗时才真正实现，大体是：国家停办科举，基层依照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共八种美德推举培养对象，保荐入学，政府以道德、学业并重为标准，直接从学校考选公务员。但是，从史料记载看，这个贴有道德标签的选官工程与科举相比，浑水更多：大观二年十一月，前利州州学教授何浩曝料：学校升舍考选走后门现象严重，士人“猥以投贽文字为名，交相请托，以侥幸一得”。其后御史中丞吴执中又揭露所谓八种德行荐士的种种浆糊，比如父母有病，儿子写青词祝祷，或断荤吃素，常诵佛书，便谓之“孝”；曾经救兄溺水，或与弟同居十多年，便谓之“悌”；接济嫁为人妇贫不自给的女儿，便谓之“睦”，收养了一个弃婴，便谓之“恤”，“如此之类，不可遽数”，最终将“八行选士”演绎成一场喧闹的“道德达人秀”。
　　（摘自《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