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岁月 类似于我的青春岁月小说

　　抗战时期的思想启蒙　　1941年冬，我结束了在裕昌恒商号的学徒生活，在大哥的支持下考入四川平武简易乡村师范学校附属初中二班。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和生活轨迹。
　　平武简师校校长张秀熟是曾代理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显赫人物。1936年，张秀熟自重庆储奇门巴县监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组织决定让他回到家乡平武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以办学教书为掩护，经常教育学生关心时事，及时向我们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告诫我们要认真学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立志报效国家，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青年。这对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学校，我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到街头宣传抗日，唤醒民众。我们演唱抗日歌曲《打东洋》、《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吕梁礼赞》，我还学会了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由于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学习成绩也每期都是班级前三名，经常受到张秀熟校长的表彰，他在成绩通知书上亲自用毛笔批示:该生品学兼优，下期予以免费。第二学年，我被同学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为同学生活、学习服务，更加积极组织抗日宣传，举办周末师生同乐晚会，一方面培养提高了组织协调能力，同时也更关心国家大事。
　　1944年，我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四川省立江油高中。是年，日本侵略军突袭我广西河池南丹，先头部队随即侵入贵州独山，欲以此进攻西南。学校老师告诫我们要有民族气节，绝不当亡国奴，万一四川沦陷，我们也要参加游击队，进山打游击，与日本侵略者对抗到底，并教我们唱《游击队之歌》、《红樱枪》等。这些抗战歌曲，至今我都还能哼唱。
　　上高中后，吴伯涵老师告诉我，重庆有个八路军办事处办了《新华日报》，他订了这份报纸，我便常到他寝室去看，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大事。第二学年，我自己在江油邮政局订了《新华日报》，经常收到不写寄件地址的一个嘉乐土纸卷——拆开后就是一张对开的报纸。我利用课余时间，贪婪地阅读，知道了抗战形势，了解了一些解放区的信息，特别是新四军、八路军的抗日动态。同时，也从《新华日报》上明瞭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贪污腐败以至民不聊生等诸多现象。“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映入了我的脑海。但当时，我要读书，要考大学，还不敢多想国内政治大事。
　　在学习中不断成长
　　1946年春，我为了顺利考上大学，决定转学成都。值得庆幸的是，我考上了成都中学三年级插班生，那里的老师多是成都名教师，能接受他们的教诲，我感到十分幸运。
　　是年，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四川的共产党员和组织清除。同学朱俊章告诉我，华西大学、成华大学及四川大学都有同学被特务抓捕了。国民党特务到处监视、搜捕进步人士，非常凶恶，手段毒辣。不久，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头条新闻“中国的希姆莱死了”。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有同学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乘飞机摔死了，希姆莱是希特勒的特务头目。”我才恍然大悟，大大开扩了眼界，懂得了蒋介石也跟希特勒一样在实行法西斯统治、把中国搞得满街狼犬、遍地膻腥。我开始痛恨蒋介石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亲美卖国求荣的行径，关心支持全国各地大学同学的学生运动。
　　1946年夏高中毕业后，由于不能马上考大学（因为公立大学都是秋季招生，而私立大学收费太高），我就在成都补习功课。一天，我随同学到祠堂街买书，看见少城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对面的新华书店前停放着几辆大客车，前面贴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专车”字样，我马上明白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的人员撤返延安的专车。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党指示我驻渝工作人员撤退回延安。我十分羡慕这批年轻人能奔赴解放区继续参加革命。
　　日本投降后，外地迁川大学都迁回原地去了，四川只有3所公立大学招生。由于我立志从事教育工作，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便考取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简称“川教院”，现西南大学）。这是当时四川有名的师范院校，我也十分向往重庆红岩这块革命圣地。1948年1月，我去重庆北碚报到入学不久，便遇上了港九事件爆发。英国香港当局拆毁九龙民房，逮捕居民代表，强迫居民迁出九龙，激起国内学生抗议。重庆大学一些学生发起示威游行，我怀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从沙坪坝出发，一路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英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中国主权不容侵犯！”“反对屈辱外交！”等口号。队伍到达林森路（现解放西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门前，同学们激愤昂扬，一致要求公署主任张群出来接纳“重庆大学生抗英请愿书”。不久，张群派秘书出面表示支持同学们爱国行动，一定会把请愿书转送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我在队伍中领呼口号，组织静座请愿，受到《大公报》记者丁涪海先生的注意，他前来采访，并给我一张名片，叫我给《大公报》写稿。以后，我成为重庆《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经常写些文艺小品及学运消息，他修改后给发在副刊及小消息栏目中。我从中得到一些稿费，买学习用品，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文艺写作的兴趣。
　　这次抗英示威游行使我开扩了眼界，进一步确立了追求进步的思想。解放战争继续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大别山的胜利，暗地在同学们中传播。同学们纷纷组织读书会，办壁报，《新流》、《星火》、《毛草棚》、《号角》等壁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史地系同学黄纯洁暗地叫我参加“新流社”，他告诉我这是“新青社”的外围组织，给我交待了组织纪律。从此，我们经常一起办壁报、唱歌。黄纯洁指导我参加学生运动、竞选国文系主席、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还给我一批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反杜林论》、《整风文献》、土纸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浇灌着我的思想。其中，解放战争进度信息，如《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朱德总司令《向南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给琼崖纵队、滇桂黔边纵队、湘桂粤边纵队司令的命令等，我都是从黄纯洁给的一本重庆中共地下组织刊物上了解到的。通过这些书刊的阅读，我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解放战争一定会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革命知识，为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