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20年，《小说月报》的改版与《小说世界》的创刊] 小说月报2018在线阅读

　　【摘要】《小说月报》后期面临着停刊的窘境，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发展迅速、编辑的“不合时宜”、读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商务高层起用新文学家沈雁冰改版《小说月报》是维持刊物生存、追求利润的一种市场营销策略。改版后《小说月报》的主编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接受和刊登了商务印书馆时尚、通俗广告；1923年创办的《小说世界》是商务印书馆为了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吸引过去的大众读者再争取回来的一项举措。
　　【关键词】小说月报；改版；小说世界；创刊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通俗文学期刊《小说月报》（1910～1920年）到了后期，发行量大为减小，到1920年第11卷第10号时，发行量只有2000册。新文学刊物彼消此涨，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例，从1915年刚创办时1000册左右的销量，经过短短3年时间，1917年达到1.6万册。社会发展迅速，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轫，1917年又爆发了文学革命，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时代口号下，通俗文学刊物读者的知识结构与阅读习惯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变化。通俗文学刊物面临着挑战，一部分新兴的通俗文学期刊改变陈旧的办刊观念在新形势下适时地做了变通，能够继续保持繁荣局面，如《红杂志》、《红玫瑰》、《家庭杂志》、《侦探世界》、《紫罗兰》、《星期》等。而另一部分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创刊的通俗文学刊物因为没有及时更新观念，跟不上读者市场潮流而面临停刊的窘境，如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时报》于1917年停刊，徐枕亚、吴双热主编的《小说丛报》于1919年停刊，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于1921年停刊。《小说月报》后期办刊的窘迫情况与《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大观》相似，只是没有一下子停刊，而是依仗商务印书馆老牌期刊的名气苦苦支撑。除了社会因素外，《小说月报》后期面临低发行量的困境也与编辑恽铁樵、王蕴章的“不合时宜”而回天无力有很大关系。恽铁樵因为自身所受的教育与文化修养中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而对时代的变化缺乏最直接的敏锐把握，例如他对于时代潮流中流行的白话文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自己曾有这方面的自述：“弟久有添用白话文之意，苦于不能京话，抑京话想亦有普通不普通之辨，《石头记》及敝馆从前出《绣像小说》中振贝子英轺日记京话演说皆甚普通，可为白话小说取法，弟既不能京话，此语未必中肯……”[1]
　　恽铁樵所谓的白话，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古代传统白话中的一种──京白，除了京白，还有韵白、苏白、广白之说，恽铁樵所谓的白话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欧化体的白话文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他既对传统的白话无力“添用”，又对欧化体的白话文难以融会贯通。关于中国古代早期白话文与后来五四前后的欧体白话文，周作人曾做了有参考价值的鉴别：“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纸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不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2]
　　除了不能及时适应潮流外，恽铁樵对新文化运动后《小说月报》读者的知识结构及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也没有正确地洞察到，他说：“弟思一小说出版，读者为何种人乎？如来教之，所谓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商界农界读者必非新小说籍，曰其然，恐今犹非其时，是故月报，文稍艰深，则阅者为上三种人之少数，月报而稍浅易，则阅者为三种人多数。”
　　新文化运动以后，《小说月报》所要面对的文化市场已逐渐发生了改变，而恽铁樵对读者群的判断还仅仅停留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的读者市场。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新式学堂的兴起，接受新思潮、新式教育的人群已成为读者群体中的主流。恽铁樵没有顾及读者的知识结构变化，在刊物内容上一直因循守旧，譬如他不合时宜地一直打“林译小说”的王牌，从《小说月报》第1卷第1号就开始登载林纾与陈家麟等人合作意译的文言小说，一直延续到1920年第11卷第5号，“林译小说”始终在刊物上占据较重要的位置。20世纪10年代初期主要是登载一到两篇译自西方的长篇言情连载小说，读者尚且感到新鲜，1917年文学革命后，林译作品数量越来越多，可内容和形式仍然千篇一律没有创新，更主要的是读者阅读了10年的林纾翻译小说，已产生了审美疲劳。刊物的销量下降已让商务印书馆高层觉察到了《小说月报》不变通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了。商务印书馆决策层作为老板一方，总是希望刊物能够有好的销量以确保其利润，作为雇用方的编辑恽铁樵仍固守传统的编辑理念，双方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恽铁樵后来辞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职务，去从事中医学理论研究了。恽铁樵离任后，从1918年第9卷开始，王蕴章又再次接编《小说月报》直到1920年第11卷结束。在王蕴章主编的这段时间里，他也试图对《小说月报》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尝试让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存于同一版面当中，可是这样修修补补的方式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说月报》的困境，到1920年《小说月报》的销量逐渐大幅下降，到第10号时，发行量“只印到二千册”[3]。其实对于这样的销量滑坡直至严重缩水现象商务高层早已有觉察，在1917年10月12日，张元济写给梦翁（高梦旦）的函中谈及《小说月报》时就说道：“《小说月报》不适宜，应变通。”[4]商务高层既要赚取更多的利润，又舍不得让仍有一定影响力的《小说月报》停刊，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地进行《小说月报》的改版。《小说月报》的革新显然势在必行，于是王云五他们找来了1920年第10卷《小说月报》半革新时，曾主持“小说新潮”栏目编辑工作的沈雁冰，让他着手改版《小说月报》，沈雁冰提出了商务高层不得干涉自己主编《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停止登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等一系列条件，商务高层为了《小说月报》能顺利改版，当时基本上同意了。1921年《小说月报》从12卷1号改版后，事实上已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但作为新文学阵营里的沈雁冰对商务高层提出“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一律不得刊登在改版后的《小说月报》上”，这下商务印书馆的高层犯愁了：一、编辑部还有很多以前积压下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稿件，这些稿件都是主编王蕴章、恽铁樵花钱买来的，一些名家名作甚至还是重金购买的，这些稿件不能刊用，便是资源上很大的浪费。二、商务印书馆与这些鸳鸯蝴蝶派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10年代，社会上创办的各种文学期刊多如雨后春笋，但能坚持几年就已经不错了，影响巨大的《礼拜六》前后200期加起来，也就4年左右光景，而很多期刊由于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刚办了几期就夭折的也实属常见，《小说月报》从1910年至1920年能坚持办刊10年，这些鸳鸯蝴蝶派作家大多是在期刊中出过力的台柱子，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商务高层也不愿意轻易得罪这些作家。三、更为重要的是，1923年2月影响巨大的中华图书馆发行的《礼拜六》在市场激烈竞争中被迫停刊再加上《小说月报》改版，如果商务印书馆退出通俗文学刊物市场，通俗文学刊物的市场将被世界书局①、大东书局等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