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文坛的《“歌德”与“缺德”》风波中的人与事_歌德

　　惊见奇文　　197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我在保定市图书馆翻阅文学期刊。当时我在保定师范学校读书进修，受刚刚开闸的文学大潮的影响，兴冲冲跻身“文学青年”之列，几番耕耘，也有两三篇作品发表。由于中华大地从冰雪严封的十年浩劫中苏醒不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悲哀、愤懑、怨恨、憎恶之情借助文学的力量喷薄而出。我在1974年曾和两位知青好友以“王亚卓”名义给反“师道尊严”的造反小将黄帅写批评信，也因此遭到过沉重打击和残酷迫害，握笔在手就有汹涌澎湃的批判情绪翻卷胸中。以卢新华小说《伤痕》为代表的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一扫“高、大、全”的虚伪和腐臭，涤荡文坛，激动人心，而就在这时，在这间阳光透窗、宁静安谧的图书室中我读到了一篇散发着阴风冷气的文章，它刊登在《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上，题目为《歌德与缺德》，作者李剑。这篇不到三千字的短文闪现着刀枪剑戟的寒光，弥漫着呛鼻的火药味。文章说：
　　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那么，“歌德派”有什么罪呢？据说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长于“歌德”——歌颂是其文字的主要特色。这就有罪吗？这就应当批判吗？我看未必。
　　……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颂“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开口闭口“你是‘歌德派’”。这里，你不为人民“歌德”，要为谁“歌德”？须知，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衣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而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钡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
　　让我们的作品中亢溢着泥土和油浪的芳香，闪烁着青春的火花。让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李剑的这篇“奇文”令我颇感震惊。《河北文艺》是河北省文联主办的省内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发表此文意欲何在？十年浩劫，中国人民在民主缺失的制度下遭受了那么深重的苦难，今朝血污未褪、伤痕未愈，而造成苦难深渊的历史教训尚是一团模糊，有良心有道德的文学工作者有责任将那血雨腥风的景象和成因铸成文字，以唤今人，以戒后世，这篇《歌德与缺德》却大逞杀伐之势，让人嗅到了刚刚过去的*****的气息。
　　当天晚上，在一位青年作家家里的文学沙龙活动中，我向几个文友报告了这篇文章出笼的消息，小屋里一片激荡。因为我在图书馆只是读了《歌》文并未抄录，转述的是大意，大家议论一阵之后，有文友提议明天再找到那篇文章，看个仔细，录下文字，再作讨论。
　　次日晚上，大家又聚一堂，《歌》文已一字不落地摆在面前。有人读了一遍，随之是一片谴责之声。有人提议给作者李剑写信，也有人建言向《河北文艺》及其主管部门、省文联的领导提出质问。因为我曾有过写信给黄帅轰动全国的历史，大家就推我为执笔人。考虑到李剑代表的的确是一批人，是一种思潮，根子应在省里的文艺领导身上。当时的文联主席是著名诗人田间，他也是《河北文艺》的主编。“歌德”文章的出世必然跟他有关，而我与田间有过几面之交，对他的印象很好，于是就说不妨先给田间写封信问个究竟，先别忙着向他开炮。有人说：“田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咱人微言轻，他能理睬？”我说：“本人了解田老师，他温和善良，没有架子，有沟通的可能。”
　　我与田间相识于1978年春季北京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我俩都是河北团的代表，因仰慕他的名声，会议期间我主动与他接触，谈了几次。当年暑期，我写了一篇小说，主人公为“四五”天安门事件青年勇士，当时这个事件还没有正式平反，稿子压在《河北文艺》，田间捎话给我，说时机一到就发表。半年后这篇题为《惊涛》的小说刊登在了1979年第1期的《河北文艺》上，引起一定反响，我也凭此加入了河北省作家协会，而就在此前不久刚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我与田间进一步接近，相谈甚欢，所以不愿对他炮轰。两天后信写好，大意是李剑的这篇不得人心的文章是否很符合省文联领导人的观点？此文是引导百家争鸣还是指引文学方向？信件在小沙龙上念了，略作修改后径寄省文联田间。
　　潮起潮落
　　《歌德与缺德》一文不仅触动了我们的神经，很快在全国也激起了波澜。文友们不断把各种报刊上的反应汇拢过来。7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阎钢的文章，批评《歌》文“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报》刊载王若望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指出：“只许歌德不许暴露的法则实际上是扼杀文艺创作……”接着，《河北日报》连续发文驳斥《歌》文；上海文联举行有50多位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巴金抱病出席；在北京，《文艺报》《文学评论》两刊联合召开座谈会，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80人出席；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湘江文艺》《当代》《诗刊》《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雨花》《作品》《上海文学》《北方文学》《奔流》《鸭绿江》《长江文艺》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同时，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声音也不断出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山东文艺》第8期刊载署名益言的文章，指责文学界一些人“字里行间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导师，已经到了不作掩饰的地步”，是“阴谋文艺”。同月的《河北文艺》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登题为《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为“歌德派”助声壮色，文中大声呼唤把“歌德”进行到底。8月末，河北省委宣传部召集各地、市文联主席、宣传部长共60余人开会，省委宣传部领导讲话，要求河北文艺界认真补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继续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消除阻力，繁荣文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