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变化

　　瘾君子的数量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烟民约有400万人，即100人当中有1个烟民。而晚清的鸦片弛禁以及以土抵洋的成功，使得中国自产鸦片与进口鸦片一样，合法地泛滥于全国，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据台湾学者林满红的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后，全世界鸦片使用量为66.4万担，其中中国的鸦片使用量为63万担，占世界鸦片使用量的95%。从当时的世界四大鸦片产地的鸦片自用程度看，波斯生产的鸦片25%自用，印度所产鸦片8%自用，土耳其所产鸦片约1%自用，只有中国所产的鸦片99%以上属于自用，几乎没有出口。
　　但鸦片弛禁后，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中外学者的观察并不一致，有的认为约1500万人，有的说900万人，还有的估计有2000万人。这个群体十分庞大是确定无疑的，而要准确考证当时鸦片吸食者的数量却是困难的，况且诸如“烟民”、“瘾民”或“鸦片吸食者”等概念的范围界定得也比较模糊。在戊戌政变中被杀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南旋记》中记载，四川的烟民虽然触目皆是，但是其中久瘾大瘾的人并不是很多，“吸松香学顽吃者实居过半”。“吸松香学顽吃”指吸食不多且没有成瘾的、吸着玩的人。就像现在抽烟的人，瘾大且应酬多的，一天可能要两包以上；而有些烟瘾小、应酬不多的人几天才抽一包烟；还有些人平时根本不买烟也不吸烟，仅在应酬时抽几支。当时中国鸦片吸食的情况估计就是如此。英国的领事在商务报告中说，中国的鸦片吸食者以偶尔吸食的较多，经常吸食的较少。《长沙海关十年（1902—1911）》报告中也说，长沙吸食鸦片者，偶尔吸食者占40%—50%，真正上瘾深、吸食量大的人并不普遍。既然偶尔吸食者占半数以上，近代中国的鸦片消费数量又是如此之多，则更反映出近代中国的鸦片吸食行为的普遍。
　　笔者曾就鸦片的吸量问题询问过若干民国老人，他们认为，只要瘾量不是很大，一年有25两至30两烟土就差不多够了。1935年，河南省政府按国民政府中央的禁烟要求设立土膏行店，让烟民领照买鸦片，凡登记领照的烟民，按每人每月1两6钱6分的吸量供应鸦片，也就是一年供给19.92两，按照生烟熬膏耗损40%计，折合烟土33.2两。这一供应量在河南全省实施，应该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据19世纪30年代四川最大的鸦片巨头曾俊臣说，30万烟民每年要吸掉1万担烟土。当时的烟土每担千两，折算下来，每人每年需要消费烟土33.33两，与河南省官定的吸量十分接近。如果清末时期烟民的平均吸食量与此相近，而且当年自产和进口的鸦片基本上都被消耗掉的话，那么烟民的人数应当超过2000万。如果把偶尔吸食或者曾经吸食者都视为烟民的话，则烟民人数应该不少于2500万。如果仅仅将经常吸食者视为烟民，则烟民的人数可能在1500万左右。当时中国约4.5亿人口，无论烟民如何界定，中国的吸食群体都是庞大的。
　　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烟毒的泛滥更甚于晚清，各种毒品也大量充斥，这一时期是中国烟毒为祸最烈的时期，应当说也是瘾民的队伍最庞大的时期。但当时烟禁废弛，没有专门的烟民统计，究竟有多少瘾民，没有相对准确的材料，只能根据一些零散的资料或碎片化的记忆进行估算。按照曾俊臣的说法，30万烟民每年要吸掉1万担烟土，那么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鸦片产量上就可以对当时的瘾民人数之多获得一些感性认识。当时贵州一省年产烟土8万担上下，丰年可达10万担，云南烟土产量与贵州大致相当，以云贵两省年产烟土16万担计，就可以满足480万烟民的吸食。而四川号称“鸦片国”，烟土产量更为惊人，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上的记载，在防区制时期，全省年产烟土120万担到140万担，足可满足3600万至4200万烟民的吸食。若再加上陕西、宁夏、热河等诸多产烟省份的烟土产量，以及源源不断涌入国内的吗啡、海洛因等各种毒品，中国当时毒品消费量之大，可以想见。如此巨大的烟毒消费量，亦可领略到当时的瘾民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
　　今天抽没抽
　　瘾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包括了全国各地区、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但鸦片流毒于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各阶层普及的。瘾民群体逐渐扩大的过程正是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上层社会逐渐蔓延到下层社会的过程。鸦片烟涌入国门之初，价格十分昂贵，明成化年间几乎与黄金等价，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虽然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但是内地的烟价仍然是白银的数倍。如此高的价格，一般的老百姓们自然是消费不起的，因此，首先当了鸦片俘虏的是官僚缙绅、殷商富豪这些有钱又有闲的人。道光年间一份官员的奏折称，官吏吸食鸦片的，京官占十分之一二，外官占十分之二三，刑名钱谷幕友占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以计数。由于久无战事，军备废弛，军队中吸食鸦片的情形也十分普遍，比如福州的八旗官兵，吸食鸦片的占“十之六七”，宁夏的八旗官兵，吸食者也有“十之五六”。有些部队甚至因吸食鸦片而不能胜任战事，两广总督李鸿宾率领军队在镇压连州瑶民起义的过程中就因士兵吸食鸦片而屡战屡败。另外太监吸食鸦片的也不少。但此时下层社会中吸食鸦片的还不普遍，主要集中于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沿海城镇的市民劳动阶层，包括小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店员、脚夫、船夫、小贩等。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苏州一城吸毒者已经有十多万人。其他如广州、厦门、杭州、江宁、武汉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吸毒者也不少。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在当时很少有吸食，进口的洋烟昂贵且主要销往城市地区，农民是欲吸而不得。当时有人说，四民中，只有农民没有尝到鸦片的滋味。
　　自从鸦片弛禁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内地的农民成了专种罂粟的烟农，进口的买不起，自己种的当然是要吸两口过过瘾的。而且罂粟的普遍种植使鸦片价格也大大降低，原来的奢侈品现在已经成了大众消费品了。山西巡抚曾国荃说，在罂粟种植之前，吸食鸦片的人不是游手好闲的无赖就是家道殷实者，至于农民，是绝对不吸食的。现在因为自己种植，因而吸食，家家效仿，农村的吸食者反而超过了城市。贵州巡抚李用清也说，贵州的农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进口的鸦片，自己种植之前，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吸食鸦片。但是自己种植后，都从农民成了烟民。可见，鸦片弛禁之后，吸食之风已经在产烟地区广为流传了。据光绪二年（1876年）的海关年报记载，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等西南、西北的产烟地区，成年男子吸烟人口估计占该地区成年男子总数的50%，而全国的成年男子中吸烟的约占30%。进入民国之后，这些地区吸食鸦片的人数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