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沉船宝藏 中国古沉船宝藏再现大唐盛世

　　公元9世纪的世界经济有两大强权。其一是唐代的中国。大唐帝国疆域从南海一路延伸到波斯边境，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可进入他们的港口。唐朝欢迎形形色色的人前往首都长安，也就是今日的西安，不同种族并肩生活在这座100万人口的都市——西方世界的都市直到19世纪初期的伦敦才有这样的规模。
　　另一个经济强权则是阿拔斯王朝。从公元762年起的巴格达是其首都。该王朝继承了中东的伊斯兰世界；截至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的扩张已东达印度河、西抵西班牙，带来了贸易、商业以及伊斯兰教。
　　将这两个经济强权连接在一起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家注意的都是陆上的丝路，但很可能自公元之初，船只就已经往返于中国和波斯湾之间的海洋。这套由航线和港口组成的交通网配合季风的周期，让东方和西方透过持续的商品与思想交流产生联系。
　　唐代中国大量需要来自波斯、东非和印度的精美织品、珍珠、珊瑚以及芳香木。同时，中国对外输出纸张、墨水，还有最重要的丝绸。丝绸质轻、易于卷折，可以经由陆路运送。但到了公元9世纪，来自中国的瓷器也开始大受欢迎，而骆驼并不适合运送瓷器。因此，有愈来愈多的波斯湾宫商用来盛装食物的碗盘是在阿拉伯、波斯与印度船只的运送之下经由海路抵达。
　　、这是漫长且危险的旅程。有时一艘船就这么消失了，就像从雷达荧幕上消失的飞机。
　　远古以来，船只就常在加斯帕海峡失事，那是印尼小岛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之间一条漏斗状的水路，湛蓝的海水底下暗藏着迷宫般的岩石与岩礁。尽管危险，采集海参的潜水者十年前还是到了这个地方工作，结果就在水下16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块嵌着瓷器的珊瑚。他们从一个大瓮中取出了几个完好如初的碗，将它们带回岸上卖掉。
　　这些潜水者无意间找到东南亚最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一艘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三角帆船，装载着超过6万件的唐代手工金、银和瓷器。这艘船和所载的货物如今被称为勿里洞沉船，证明了唐代中国和今日中国一样，大量产品经由水路外销。一队潜水员轮班抢救这些古老工艺品，直到被季风阻止为止。
　　这些宝藏(至少大部分算是)原来是唐代版本的量贩餐具：所谓长沙碗，名字是从产地湖南长沙窑而来。大瓮就是公元9世纪的货柜；每一只可以容纳超过100个叠在一起的碗，原本可能还垫有稻草，就像一种有机气泡衬垫包装。学者已经知道，这种简单好用的茶碗曾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之间销往世界各地：其碎片的发现地点远及印尼与波斯。但完好的碗却很少发现。
　　如今爪哇海发现了一整船的碗，很多都保存在完美状态——在大瓮的保护下，得以幸免于海底沙子的磨蚀作用。用海绵擦拭干净后，釉光就跟刚烧好的时候一样明亮。
　　东南亚考古学的专家约翰·米克席克说，这些手工碗提供了“工厂般的生产方式”的证据。在同类产品中，它们是已知最早的出口货样。“这些货物也暗示了背后有某种具备管理技巧的组织者，”他说，“还有大量的进口原物料。”例如，制作青花瓷盘所需的钴矿来自伊朗；中国要到很久之后才从自己的矿藏取得。
　　尽管阿拉伯人显然曾经往返海上丝路，进行远距离的大规模贸易，然而这是在东南亚海域发现的第一艘阿拉伯三角帆船。约翰·盖伊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南亚与东亚艺术部资深策展人，他说：“这是目前发现的9世纪中期中国南方黄金与瓷器商品当中，最丰富、最大量的一批。”
　　重建的结果暗示，这艘船就类似一种今日在阿曼依然可见、名叫巴提卡里布的帆船。它长将近1吕米，有着倾斜的船首和船尾，材料是非洲和印度的木材，配有一张方形帆。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板条与横梁不靠暗榫或钉子接合，而是缝合在一起，使用的可能是椰子头纤维。
　　这艘阿拉伯三角帆船、的出发港与目的港还无法确定。没有任何航海日志存留下来，也没有货物账单和地图。但大部分学者相信它是要前往中东，可能是今日伊拉克的巴士拉。启程地则可能是广州，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大的港口。在公元9世纪，估计有1万多名外国商人住在广州，其中许多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在沉船上发现的那数万个长沙碗当中，有个上面刻着这样的讯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也就是西历的公元826年。这几平可以肯定是这个碗烧成的年份。这艘船可能在碗烧成后不久就启航了。
　　这些货物的重复性(除了碗之外，还包括了763个一模一样的砚台、915个不同大小的香料罐、1635个执壶)以及产地的多样性(至少有五座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窑)，暗示这些东西是根据订单制作的出口商品。每个人都有适合的东西：有佛教的莲花符号和中亚与波斯的图案。装饰着几何图案与古兰经文的物件显然是以伊斯兰市场为目标。白瓷和白釉绿彩瓷碗与执壶已知曾在伊朗很受欢迎，其中一只碗的碗心图案是五条松散的垂直线，某些学者将它解释成某种符号，其意义仍然回荡在今日世界安拉。
　　就和今日那一船船印有“中国制造”的运动鞋或电子器材一样，从这艘三角帆船上找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商品。但潜水员却在船尾发现了一堆含意较为神秘的金器、银器以及高档瓷器。
　　谢建平戴着手套剥开一层白色的无酸纸，拿起一只八棱金杯。“这是截至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唐代金杯。”他说。谢建平是新加坡圣淘沙集团高级主管，他们和新加坡政府联手击败上海博物馆，于2004年买下了沉船上的整批货物，耗资超过3000万美元，成为未来海上丝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谢建平指出，这个杯子的杯把上方置放拇指处所雕刻的两名男子，看起来较像中亚人，而不像中国人，有着长长的卷发和浓密的胡须。杯子的侧面以高浮雕人物装饰：一位波斯舞者将手举在头顶上击掌，乐师们弹奏着各种乐器。谢建平解释，波斯东部的音乐和舞蹈在唐代中国风靡一时。
　　一个装饰精美的大银瓶或许能为这批财宝的功用提供线索。“看到那对鸳鸯了吗?”谢建平问，“那象征婚姻美满。在那些装饰用的盒子上，所有的东西也都成双成对：一对鸟、一对鹿、一对山羊。”或许这些东西是为波斯湾的某一场王室婚礼准备的礼物——像这样的新娘礼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非常少见。
　　中国于2000多年前首次对世界展开贸易以来，它就像蚌壳一样时开时合。在唐代，蚌壳大开，且维持了数个世纪之久。一连串的发明——火药、纸、印刷术、铸铁——让中国布上了世界经济强权之路。在与西方世界的贸易稳定发展成长之中，中国船员的角色也愈来愈居主导地位。
　　当郑和于1405年率领317艘船起航时，中国是海上霸主。“假如你当时乘坐一艘太空船俯瞰地球，观察公元9至5世纪的发展，”约翰·米克主席说，“你会以为中国人会采取下一个动作——探索大西洋，成为世界的优势文化。”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另一股同样强大的力量作用着：不信任商人和他们所引进的异国影响，这可以追溯到孔子。他相信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不应受到贸易和商业的支配。
　　公元879年，也就是勿里洞之船沉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黄巢在广州焚城掳掠，杀了数以万计的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和波斯人。而郑和下西洋之后不久，也就是哥伦布抵达新大陆的时候，孔子的世界观获胜：中国烧了舰队，开始了锁国政策。中国跟世界联系起来的陆上丝路以及海上丝路堕入荒废。于是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而到了17世纪晚期与18世纪初期，欧洲开始主导世界贸易。“要不是中国将自己封锁了500年，整个世界历史都会不一样。”米克主席说。
　　如今，中国与印度竞相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以空前的方式敞开门户，再次跟中东的老伙伴进行贸易，例如中国有12％的石油来自伊朗。反之，北京则提供机械与火车头、建造地铁和铁路，并协助德黑兰开采其广大的矿物资源，重拾公元9世纪的贸易关系：那时的钴矿就是从波斯运往中国，以供在勿里洞沉船上所发现的青花瓷盘之用。
　　“透过工业与工厂，古老的网络系统在额如今已全球化的世界里得以重建。”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家王赓武说。
　　这一次可以维持多久，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