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反市场自由主文思想评新】 简述卡尔.波兰尼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摘要：卡尔‘波兰尼是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著作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波兰尼以反市场自由主义为基轴，深入考察了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及其起源问题，分析论证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乌托邦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当代社会中重要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的个性化、一体化解释。比较来看，波兰尼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利益立场。波兰尼的著作和思想对于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以及推进我国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波兰尼；市场；自由主义；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6-056-06
　　卡尔。波兰尼是一位思想独特、令人尊敬，但同时又有一些悲怆色彩的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晚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曾自评自己的一生过的是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波兰尼出生于维也纳，一生颠沛，曾因组织激进团体，并与保守学生组织发生冲突，而被迫从布达佩斯大学退学，之后曾从过政、参过军，做过刊物编辑，从事过工人职业教育，当过大学经济学教授；先后居住于匈牙利、奥地利、英国和美国，晚年因为妻子曾是匈牙利共产党而被禁止进人美国与其相聚，从而被迫往返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波兰尼成长于一个具有知识传统和革命氛围的犹太家庭，终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以批判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和自由主义为使命，认为市场经济模式的历史性及市场自我调节性与社会自发保护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相关著作被公认为是经济史、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经典文献，并且构成当今全球化批判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波兰尼及其理论却较少地被各个学科的正统和主流派别所提及和研读，同时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似乎也从未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承认。但无论如何，波兰尼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不应该被忽略和轻视的；他基于社会立场对市场自我调节的乌托邦性质的批判，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反复品味。
　　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出发，依据《大转型》等波兰尼的主要经济著作，对其以反市场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理论重新进行梳理和阐释，在缕析和比较研究其思想脉络的基础上，对波兰尼及其经济著作观点进行细致分析和定位总结，并阐明波兰尼及其经济著作对当代社会实践——新自由主义批判和我国的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指导价值。
　　一、思想脉络与理论贡献
　　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主要主张和依据，就是认为市场价格对经济的引导和配置是自洽和自足的，经济运行无需其他调节方式配合，也无需外来干涉。因此，卡尔·波兰尼的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主要是围绕对市场经济，即“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这样一种经济模式与概念主张的批判而展开和论述的。具体来讲，其思想脉络和研究路径，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分析，即对市场经济的历史特殊性及其起源问题的论证和考察；二是逻辑分析，即在“虚拟商品”概念的基础上对市场自我调节之乌托邦性质的揭露。
　　1.市场经济的历史特殊性及其由来
　　首先，波兰尼认为，这样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不像某些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天然性和永恒性，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它具有特殊性。因为，基于经济史与人类学的研究结论，市场经济第一次正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是在19世纪初，其标志是英国的竞争性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三大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趋于完善。在近代以前，虽然市场与价格现象已广泛存在，但从未在经济和社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是依附于其他三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即对称(symmetry)、辐辏(centrjcity)和自给自足(autarchy)。由于“制度模式”决定“行为准则”，以前的经济体系都是主要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即习俗和法规、巫术与宗教所规定的地位、荣誉、道德等；人类经济的协调整合方式，也主要不是交易，而是互惠、再分配或家计，或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
　　其次，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有客观条件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成长与成熟，也并不是像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顺应人性、天性而自生的过程。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市场经济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后者是前者出现和成熟的前提。波兰尼论述到，机器出现以后，依靠专业的、精细的、昂贵的工具在工厂组织中进行的生产只能发生于“买卖活动极易发生的社会”。这是因为，为了顺利补偿精致机器的昂贵成本，除了要求一般“商品的出路是有可靠保障的”，从而其市场化程度必须很高之外，生产也不能“因为机器生产必须的基本要素的缺乏而被中断”，而这“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要素都一定是待售的”。即要素市场也必须非常发达；而以上两个条件的具备，即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商品交易的顺利进行，又要求货币这样一种交易媒介的广泛介入。自此，所有经济要素的流转和配置就只要求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一切收人也都来自于某种东西的出售。这样一来，强调通过价格进行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就成为一种必然。其二，在市场的逐步扩张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通往自由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比如实施保护性关税、进行出口补贴、进行立法以废除种种市场限制，等等。
　　最后，波兰尼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还体现在他对转型问题的分析上。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由于自己的自发演进观，使其丧失了有关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研究的兴趣和能力。波兰尼在此方面的讨论，主要是以英国为典型，围绕在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圈地运动和斯品汉姆兰法案(SpeenhamlandLaw)而展开的。他在此所做的理论贡献，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体制(市场经济)的进步性收益具有未来性，而转型过程所造成的危害却具有当下性，“如果变迁的即刻效果是有害的，那么在相反证据出现之前，其最终的效果也是有害无益。……只有将变迁速度与人们调适的速度相比较，才能决定什么可能会被看作是变迁的净效果。……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结构背景下，市场法则才是适当的有意义的。”第二，变迁本身所造成的破坏和成本，不应仅仅考虑经济层面，更应考虑社会层面。“纯粹经济进步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上，它所获得的进步是以社会紊乱为代价的。”第三，转型之成本与收益的最终社会承担者是不同的。“圈地运动已被正确地称之为一场富人对抗穷人的战争。”第四，总的结论是，转型的速度是重要的，因为“这种进步的速度或许已经具有毁灭性，已经使这一过程本身变为一场退化的而非建设性的事件”；而政府在此过程中必须承担起对变迁的速度进行把握和调整的责任，以尽力减轻转型所带来的痛苦，并使人们逐渐“在不遭受致命损伤的情况下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