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诗集【袁枚序法式善诗集考】

　　清代文坛，出于各自的文学与政治目的，文人间交游广泛，且形式各异，内容多样。为自己的诗文集征索序跋文，是较为普遍的文人交往内容。尤其是初登文坛的后辈，问字求学于前贤师长，亟待得到文学前辈的认可，以提升自己于同辈学侣中的地位，并确立在后学门生中的声望。同时，文坛前贤也乐于借此博得奖掖后进的声誉，且“颇助于增强被乞者自我认知的满足感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往往对后学有求必应，乐此不疲。因此，袁枚与法式善之，间的交往，按年辈讲，称得上是前贤与后学间的忘年之交；依其交往形式而言，二人从未曾谋面，仅以书信往还；推及交往内容，则或征索序文，或彼此唱和，相与切磋唱酬近10年之久。且在袁枚的推重与提携下，法式善成为继其之后乾嘉文坛的盟主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勾稽相关史实，辨析袁枚为法式善诗集作序始末，以及追述乾嘉文坛南袁北法的文学交往情况，对客观解读文本、重新审视诗文版本有着特定的学术意义，同时亦能生动再现乾嘉时期前、后文坛盟主——袁枚与法式善的忘年交往态势，进而阐述二人诗学观点的异同。
　　一、袁枚序法式善诗集的流传情况
　　乾嘉时期，袁枚(1716－1797年)“以诗文为海内所推六、七十年”(王鸣盛语)，为一代文坛巨擘。其从30多岁辞官定居江宁(今南京市)，构建随园且居之近五十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袁枚一跃而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坛领袖之一，竞至于“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其以乾嘉诗坛盟主身份倍受南北时望所推。
　　法式善(1753－1813年)，蒙古族正黄旗人，原名运昌，字开文，别号时帆、梧门、陶庐、小西崖居士。世居北京。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庚子恩科进士，自此步入时人的政治及文学视野。如同袁枚之随园，法式善于居处筑“诗龛”，为京畿文人雅集的文艺沙龙，“诗龛者，先生所居，聚古今人诗集毋虑数千家实其中，起居饮食无适而非诗者。先生既以诗提倡后进，又好贤乐善，一艺之长，津津然不啻若自其口出。以故四方之士论诗于京师者，莫不以诗龛为会归。盖岿然一代文献之宗矣。”又《清史·列传》第二百七十二载：“(法式善)所居后载门北，明李东阳西涯旧址也。构诗龛及梧门书屋，法书名画盈栋，几得海内名流咏赠，即投诗龛中。主盟坛坫三十年，论者谓接迹西涯无愧色。”后世亦有人直接将袁枚与法式善相提并论，“时帆祭酒，文誉卓著，尤好奖掖后进，坛坫之盛，几与袁随园埒，而品望则过之。”法式善之所以受此推崇，与其宏富的诗文创作也不无关系，今存《存素堂诗初集、二集、续集》共三十三卷，《诗龛诗稿》二卷，存诗三千余首。另有文集七卷，《梧门诗话》十六卷，《八旗诗话》一卷等。
　　法式善小袁枚37岁，且法式善28岁中进士后方有机会步入仕途，当时袁枚已过花甲，已然为名噪一时的文坛盟主。出于对前贤的仰慕及己之好学，法式善曾千里问字求学，请文坛前辈袁枚为其勘定诗集，并乞序。袁枚素爱交友四方，遂欣然命笔，为法式善诗集作序文一篇，《序》云：
　　凡人工一技，虽承蜩画荚，必有独至之思，专精之诣，然后可以永其名于天地间。诗之为道殆有甚焉。陈后山每登吟榻，婴儿鸡犬皆寄外家。孟浩然落尽眉毫，王维走入醋瓮，其溺苦若是何哉?盖不能吐弃一切，惟诗之自归，则亦不能缒险凿幽而探取其微旨，然而犹有人之天存焉。其人之天，有诗自能妙，万物而为言其人之天无诗，虽勤之而无益，调之而无味，削桐可以成琴瑟，磨方瓦其能成仞也哉!
　　唐人诗曰：“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勿浪吟”。时帆先生天先与之诗骨而后生者也。故其耽诗若性命，然有诗龛焉。与之坐卧有诗友焉，与之唱酬有诗话焉。抒其见闻识解，其笃嗜也。不以三公易一句，其深造也。能以万象入端倪，荀子曰：“不独则不诚，不诚则不形”。先生之于诗如此，其独且诚也。宜其形诸笔端，自成馨逸，仍然渊其志气，和其情，续乎其犹模绣也。
　　蒙以诗二册寄余校勘作序，枚老矣，其能以将尽之年序先生未尽之诗乎!然读先生此日之诗，可以知先生他年之诗，兼可以知先生之为人。于诗之外何也?言为心声，诗又言之至精者也。试观汉魏三唐以迄两宋元明，凡以诗呜者，大率君子多，佥人少，方知圣人立教以诗为先。其效可祝矣。且心善则虚，虚则爱，昔薛道衡有所缀文，必使颜籀捃摭疵病，古传人大抵如斯，枚敢不抑心，所谓危亦以告耶。其应去应存，都已加墨，即书此一意以弁诸卷首。
　　乾隆癸丑四月既望，钱塘袁枚拜撰，时年七十有六。
　　此篇序文，今通行见于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二年(1907年)湖北德安王墉刻本，也普见以此刻本为的本的续修四库全书本《存素堂诗初集录存》二十四卷卷首。此刻本诗集，收录的是自乾隆庚子、至嘉庆丙寅27年间的诗作，计两千多首诗歌。推究袁枚此序，主要提供以下信息：一则交代袁枚作此序的时间为乾隆癸丑，即1793年，且表明袁、法此前应已相识；二则此序是应法式善之请所为，法式善寄给袁枚的诗集有两大册，袁枚均已细加点定；三则作序一篇，置于该诗集卷首，四则袁枚对法式善诗才给予高度肯定。
　　单看此序，无任何异议。然同样置于嘉庆十二年湖北德安王墉刻本卷首的，还有法式善的《存素堂诗初集原序》一篇，两篇序文对读，相关问题便浮出水面，令读者恍然大悟，品读《存素堂诗初集原序》云：
　　余十二岁时即喜为诗，秘不敢使塾师知。十六肄业官学，所作渐多，然亦无稿。其存者，皆吾友常月阡所录，月阡死，其稿亦亡。
　　乾隆四十五年入词馆，专作应制体。厥后提调书局，暨侍直讲筵，交游渐广，酬答遂多。癸丑岁，检箧中已得三千余首。程兰翘同年、王惕甫孝廉为甄综之，汇钞两巨册，以寄袁简斋前辈。简斋颇有裁汰，洪稚存编修又加校勘，存者尚千有奇。
　　其后汪云壑同年掌教莲池书院，合前后诸钞本皆携往，许为编次作序。余屡以书促之，云壑辄求缓期。及云壑补官重来，犹邀余对榻城南，挑灯款语。每言及此，则以为当平心静气出之，不特有以报足下，且使天下后世无议我二人为也。其矜重如此。
　　阅两月，云壑病，病且死。呜呼，云壑死，余诗不传矣。询其家人，云云壑在床枕间犹把余诗，呻吟唱叹。仓促易箦两巨册，不获见其零缣散帙。主书院时，诸生借观未还。此造物者为余匿其短，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