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全球化】 全球化

　　2011年9月12日，道格拉斯·彼得森就任标普总裁之际，正值标普下调美国长期债券评级不久。来自公众的责骂、监管机构的调查和斥责不断，而因次贷危机的余波还不得不接受美国司法部的传讯，留给他的绝不是风平浪静。
　　近几年，信用评级机构一直处于风口浪尖，面临许多非议。因为替结构性次贷产品打出高评级，没有及时警示市场风险，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作为次贷危机推波助澜；因美国债务上限谈判迟迟未决而下调美国国债评级，全球金融市场随之动荡，评级机构又遭受公众、市场以及美国政府的三重质疑；因屡次下调希腊以及其他欧元区国家的主权评级，欧洲多国国债利率飙升，三大评级机构多次遭到欧洲领导人的公开指责。
　　拥有百年历史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面对逐步收紧的欧美监管体系、愈发复杂的金融产品和不断扩大的全球资本市场，不得不在重塑其内部评级体系，提高风险管控意识的同时，频繁与监管者和市场展开对话，将其评级方法论公之于众，增加透明度。
　　 2012年5月初，彼得森在北京金融街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与前任狄文·沙玛的沉稳内敛不同，这位新任标普总裁性格外向，极富亲和力。
　　现年54岁的彼得森在来到标普之前，担任花旗银行首席运营官。2004年至2010年在他担任花旗日本的首席执行官期间，花旗日本因被指控行为不当，不得不关掉其私人银行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彼得森曾在日本议会上院出庭作证，是首位在立法委员会被传召的外国证人，随后彼得森因为在新闻发布会中向日本监管官员深深鞠躬致歉而闻名。
　　此后，彼得森带领花旗日本迅速扩张，不仅成为第一家拥有本土牌照的外国银行，还收购了价值108亿美元的日本第三大金融经纪公司，赢得了声誉。
　　长期的海外管理者经验，使彼得森能从容面对各种危机，尤其善于应对不同的文化的监管环境。他在新兴国家市场中的开拓能力也成为吸引标普股东方的关键因素，而他在银行的严监管环境中长期从事内部风险控制和运营的经验，也被视为能更好地领导信用评级机构走向监管逐渐收紧的时代。
　　
　　行业争辩
　　《财经》：信用评级机构近年来也受到了不少指责，包括评级下调太频繁、导致欧美金融市场动荡等等。评级业本身的“发行人付费模式”、独立性以及下调评级的时间点等技术问题也被广泛争论。你是否认为信用评级有其天然缺陷？这是否是技术和管理能弥补的？
　　彼得森：监管环境已经大变，舆论对信用评级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与监管机构、市场各方以及舆论加强各种对话，对我们是好事。对评级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透明度：面对市场采取开放的态度，确保我们评级方法论的标准公之于众，并被理解，市场自然慢慢会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改变。
　　诚然，在次贷危机中，对一些资产类别的信用评级，表现不如预期，这非常令人遗憾。我们从中吸取教训，致力于提高全线信用评级业务的品质，不仅有次贷评级，而且对包括主权评级、银行业评级以及企业评级等在内的几乎所有资产类别都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加强。
　　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发行人付费”模式的利益冲突可以被很好控制。例如，我们对分析师的投资行为有所约束，分析师的评级结果将接受评级委员会的审视，分析师将被限制与商业活动隔离等等。更重要的是，“发行人付费”的模式允许我们的评级结果对所有的投资者开放，因此，“投资人付费”也会有相应的利益冲突：只有付费的投资人才能获取评级。所以，“发行人付费”这一模式虽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评级业内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
　　
　　《财经》:在本轮危机发生之前，如果信用评级机构没有及时提醒市场，它们会遭诟病；然而，当信用评级机构早于危机真正爆发时下调评级，又会被指责引发市场动乱。你如何看待评级下调的正确时点？
　　彼得森：表述评级时，我们将“评级”、“评级展望”和“信用观察”三者结合。我们通过这三种方式，形成对市场的独立观点。这些观点基于分析师的分析、评级委员会的决定和标普自身的评级标准，而无论其对市场或政治上有何影响。
　　
　　《财经》：标普从最近几次危机中，吸取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彼得森：在金融危机之中，对标普最重要的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在全球化的评级网络中，我认为当前保持各国的分析师们紧密合作很重要，这使得我们可以在全球的评级中做到一致性，而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不断更新我们的知识，我们需要在内部建立加强跨国沟通和分享的长效机制。
　　例如，我们建立了信用状况委员会，保证在全球平台上，分析师使用的是同一套分析数据，包括经济增长、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等等。
　　
　　《财经》：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要求收紧了，但是并没有像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那般严格。过去，评级机构可不为评级意见负责，但现在这一免责条款已经不在。你是否感觉到监管环境的变化？如何在变化的环境中管理标普？信用评级机构是否面临新的法律风险？
　　彼得森：对于信用评级机构而言，金融危机之后的确经历了很多改变。随着监管环境的收紧，公司的管理哲学和方法都要与之一致，来保证我们的评级结果值得信赖。无论是在先前的监管环境，还是现在的，评级机构最应该着力的还是评级分析自身的质量，这是令一家好的评级机构在市场中表现出色的关键因素，也是市场人士决定评级是否具备价值的理由。
　　评级需要透明度和一致性。我们需要在全球同一领域评级中保持标准的统一，但在现实中，不同国家资本市场间的监管要求不同，作为一个全球化运营的金融机构，我们希望全球监管规则能更好地协调一致；此外，评级应该如何被投资者正确使用，也应该被机制化地写进监管规则中。
　　
　　《财经》：长期来看，评级业是否会因此而彻底改变？这些监管要求是否增加了公司运营成本？
　　彼得森：已然改变了，这是新的现实，也是新的期望。
　　过去五年，我们在合规、风险管理、改善流程等方面投入了超过3亿美元，来重塑我们的系统、流程，改善我们的评级步骤。这不仅仅是监管增加的成本，而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治理和监控的统一平台，使用同一标准，来保证我们评级的质量。
　　
　　竞争四起
　　《财经》：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降级毁灭一个国家。”信用评级威力强大至此吗？
　　彼得森：这完全是夸张了信用评级行业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信用评级并不是怀有政治动机的，我们是经济分析机构，参与的是金融市场。我们并不“决定”评级结果的影响，也不会因为政治影响而做评级意见，所以我并不同意。
　　
　　《财经》：有声音认为信用评级受政治操控，甚至表示信用评级涉及国家的金融安全；也有声音认为，评级机构的竞争是话语权的争夺，你同意吗？欧盟在希腊最初被下调评级时，表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来减少三大评级公司的影响，同时，新兴国家例如中国，也都在大力扶持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这是否会改变信用评级行业的版图？
　　彼得森：随着世界各地资本市场的崛起，如果标普可以参与到其中每一个市场中，我们当然乐意。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无限的资源，这不可能实现，所以我想有各国各地区的不同的评级机构参与市场，尤其当不同的文化和法律存在的情况下，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市场拥有越多的信息，就会促成更多的流动性，交易会更加频繁，市场进化得也越快。
　　因此，成立新的信用评级机构，既有利于本土建立信用文化，也具备市场机会。那些尚处于完善其信用文化的市场，将受益于更多的信用观点。信用评级的市场会越做越大，我无法预测未来会有三家、五家还是十家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但我认为，发行人、投资人和监管者都乐于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需要更多的意见，这些评级在市场上都是有价值的。
　　
　　《财经》：除了经年累积出的经验和技能，对于新评级机构来说，如何能走向成功，特别是中国年轻的评级机构们？
　　彼得森：首先是评级标准的方法论，即评级如何采用从市场获得的外部信息，如何看待评级主体的财务信息的可信性，如何评价评级主体的治理和管理水平，这是我们进行评级的基础。其次是人才，评级机构要考虑如何吸引和留住有经验和技能的专业人士。
　　
　　《财经》：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是近几年中国资产市场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债券市场的分割，以及历史信用数据的缺乏等限制，信用市场的发展仍面临一定的瓶颈，你能否寄语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彼得森：要发展一个兼具规模和流动性的市场，一些因素必不可少，例如银行间市场、经纪公司、用于价格发现的多种多样的工具，有丰富的可获得的信息，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等等，只有这些完备了，市场的流动性和规模才会随之而来。
　　对发展债券市场来说，特别需要重视信用文化的建设。这意味着银行交易员、分析师、基金和保险投资者们，都采取多样的方法论来进行风险管理，对买卖进行决策；所有这些被我们称为“站在董事会高度上的公司管理和监督治理”。所以，站在全局角度，统筹管理信用风险，对市场发展至关重要。
　　
　　《财经》：面临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标普将如何应对？
　　彼得森：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过去几年间金融市场秩序紊乱，欧美金融机构监管要求大大提高，全球资本流动被打乱。可预见未来金融市场活动将相当活跃，但与过去十年并不尽相同：美国和欧洲银行系统正在面临长期的去杠杆化过程，而同时，亚洲及其他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正在经历快速的扩张。
　　标普当然会继续提供独立的信用研究及基准，我们将继续尽力维持成熟国家的市场，并更多投资于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在那些我们想大力进入的新兴市场内，投入更多的人力、技术、数据支持等，大中华区就是其中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