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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1500

发布时间:2019-06-20 08:56:43 影响了:
文章摘要:这时的法国农民不愿意让自己的“邻居”(领主,贵族)享有“特权”,如此积年累月的羡慕嫉妒恨,逐渐让法国农民走向推翻这个不完善制度(不健全政府)的道路.尽管当时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末路,但改革,却不彻底,更是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亡,法国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此书在多家书店脱销,致使我选择上网阅读.在查找期间,搜到了不少有关此书的资料背景,比如作者对此书的期望,此书畅销多国的原因及影响,王岐山推荐此书的现实意义.....由于我的理解能力有限,所以这些资料背景对我来说似乎比原书还有用.于是接下来开始很不规矩的读后感.

给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此书第二部第一章,为什么法国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憎恨封建权力.这一章在片首提出了一个悖论,此后论述了几个人们普遍误解的说法,很有意思.为什么大革命发生在人民享有较高权限的法国而不是完全处于被压迫几乎仍算是中世纪生活的德意志呢?作者给出了一句话来解释,就是“一个制度被摧毁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比它原本的完整面貌要可憎一百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前几年看过的一篇文章,说是电视机促进了印度妇女解放.如果说德意志的农奴是印度传统妇女,备受领主压迫却不知反抗的话;那么法国拥有自己土地的农夫就是那些通过电视机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印度妇女——他们了解了自己还能有更高的权利更高的自由度,所以不甘心只满足于现状——即使当时的法国已经是“一个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迫的地方”.

为什么秦末以前几乎没有农民起义?我想是同样的道理.先秦时期等级划分苛刻,人们(尤其是平民、奴隶)根本想不到自己也能一跃成龙,享有如此高的自由.而秦末陈胜,在被逼急的情况下,倡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绝对划时代的语句,让无数人看到权利的光影;汉高祖刘邦,又是以一介布衣(甚至是无赖)的身份战胜楚国贵族项羽,开创了平民做皇帝的先河,这当然激动人心.于是,各种起义频繁登场.诚然,这里面脱不了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但一定是因为人民终于知道了自己也可以不受领主控制,也可以更自由.当然,这些起义与法国大革命有根本的区别,可也完全能用“一个制度被摧毁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比它原本的完整面貌要可憎一百倍”解释.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陈明明曾提及关于威权政体合法化限制的说法:“一个政府绩效再差不能低于某个最低水平,否则政府失败;一个政府绩效再好也不能高于某个水平,否则理论上这意味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法制、经济等方面发展,说明政府已完成其使命,很大可能被人民终结”.我认为这个说法在这里很应景.客观的说,路易十六时期的政府绩效显然是高于某个水平(欧洲大多数政府绩效),法国人民相较于德意志和英国人民更幸福更自由.可是,就是由于这种高绩效导致了政府的灭亡——“不健全政府的经济发展反而将政府推向危险的边缘”.

法国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领主们不做更多的事却征收农民的劳动成果,制度已经被摧毁了一部分.这时的法国农民不愿意让自己的“邻居”(领主,贵族)享有“特权”,如此积年累月的羡慕嫉妒恨,逐渐让法国农民走向推翻这个不完善制度(不健全政府)的道路.尽管当时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末路,但改革,却不彻底,更是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亡,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我觉得这里很像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进行的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改革.1861年农奴制改革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使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许多部门中得以确立.不得不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绩效远超其先辈,也不得不说这次改革成为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连列宁同志都说:“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开端”. 但是,由于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改革不彻底,俄国在迅速发展的道路中下,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革命最终爆发.

那么,18世纪的法国和现在的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的,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像18世纪法国农民拥有了土地一样拥有了评论的权利,可又如18世纪法国农民受限一样,我们不能真正侃天侃地、随便评论,各种和谐就像各种必须让领主享有的各种“特权”一样,限制了我们的自由.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这种不彻底的限制(或者说不彻底的自由)让老百姓越来越不满.

有一个不算笑话的笑话:“赫鲁晓夫访美的时候,和艾森豪威尔亲切会晤,艾森豪威尔自夸到,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到白宫总统办公桌前,骂美国总统的不是;赫鲁晓夫听到撇撇嘴:那有什么?每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宫总书记办公桌前,骂美国总统的不是!”现在的中国和当时的苏联多么相似:我们说美国的不是,不受限;说日本的不是,更不受限.不过一说起与我们最为密切的中国的不是,却受限,这就是不满的一个因素.

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人民的盲目:既然已经享有了本来就已经算是很高的权利,何必非要去追寻更高的?我们没有如政府一样为国家命运操心,凭什么要去要求政府给予自己与之同等的权利——权利义务具有一致性.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序言中所提到的“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以及霍姆斯说过的“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摘自豆瓣评论).所谓自由,所谓公平,实际上就是一种过于理想的羡慕嫉妒而已,根本不高尚.如果羡慕富翁,羡慕高官,羡慕……自己去努力,何必去说他们的不是,这根本就是一种畸形的态度.

我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当然以为政府应该加大民众权限.但是,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许多起义、革命,都属于“盲动”,都是一些“乌合之众”追寻自由、平等的结果.政府根本就应该强有力的把握权力,在民众能更清醒地了解政治之前,绝不放松.而民众,也应该自省、知足,更加理智地追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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